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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理念的转换，行政的作用领域、活动范围显著扩大，行政行为日益多元化，行政权越来越多的介入直接调整民事行为，使得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逐渐呈现出法律关系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各有局限性，单纯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解决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条件、范围以及的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入手，拟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展开法理思考。

　　关键词：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范围　条件　具体问题


　　当某一主体的行为分别影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时，客观上就会形成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法律关系，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争议。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之下，由于不同性质的争议分别由同一法院内部不同的审判庭适用不同的规则来审理，因此必然会发生不同性质诉讼之间的交织与关联。(1)实践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案例历来有之，近年来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理念的转换，行政的作用领域、活动范围显著扩大，行政行为的日益多元化，行政权越来越多的介入直接调整民事行为，使得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逐渐呈现出法律关系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模式逐渐为实务界探索适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在操作时往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一、我国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现状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界也认识不一，人民法院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处理方式形态各异。多数情况下，民事审判部门在审理民事争议过程中查明关联有具体行政行为时奉行“先行后民”原则，如涉及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民事法官在审理中一旦查知一方持有房屋产权证便中止民事诉讼，告知当事人先行就房屋产权登记进行行政诉讼，待行政诉讼终结后再行恢复民事诉讼。也有在行政审判过程实行“先民后行”，如房屋行政登记诉讼案件中，行政庭法官查明当事人因作为房屋登记基础行为的共有、买卖、赠与、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的，便终中止行政诉讼，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实践中还存在分别裁判互不影响的情形，但这种模式存在裁判结果不一致或相互矛盾而使法院陷入被动的可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各有局限性，单纯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解决法律关系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了很多法院开始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模式进行探索和尝试。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依据解读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许多相同之处，我国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均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两种诉讼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却并不存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条采用了“一并审理”的措辞，而没有使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用语，可以说学术界和理论界所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提法及相关程序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可。(1)笔者认为，该条文规定略显简单狭窄，“仅限于行政裁决可适用一并审理”，发布至今历时十多年，很难适应并解决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问题。但透过该条文，我们可以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规定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方便当事人诉讼，节省诉讼成本，也即符合诉讼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在诉讼程序中，各主体的行为如同市场竞争一样，彼此地位平等、机会相同，同时都要做出成本支付，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恰当的审判程序不仅应当通过裁决使资源分配达到效益极大化，而且审判程序本身必须做到尽可能减低成本、提高判决收益。(2)行政诉讼同样必须遵循效益原则，以行政裁决为例，民事争议当事人以行政裁决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维持行政裁决，则民事争议仍然存在；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裁决或责令重作，则民事争议也并未得到实际解决。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已经对作为事实依据的民事争议进行了审理或已查清了事实，却对此不作裁判，而仅针对行政裁决部分裁判，这是明显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的。第二，提高行政审判效率，避免行政与民事审判结果相矛盾，意即保持法院裁判的一致性。从司法权威性的角度不难理解，司法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司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裁量权，而如何确保司法裁判的最终性和一致性必然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话题。实践中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部门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常有出现，这无疑极大的动摇了司法的权威性。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关联日益紧密已经成为趋势现象，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将关联紧密的两种争议一并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能够切实的确保裁判的一致性。第三，彻底解决纠纷，维护法律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有其局限性，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理想地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地案件。在实践中存在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中，当事人表面是诉讼具体行政行为，背后却必然存在一个难以化解的民事纠纷，而且其目的也多是意欲通过行政诉讼为解决其民事纠纷。人民法院若只单纯的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无法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同时，如果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完全置之不理，也势必难以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对行政与民事争议一并审理解决有助于彻底化解纠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构建科学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过程中，这一尚留有余地的条文无疑将可能成为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纳入法律明文规定的重要依据。

　　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界定及使用范围

　　（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界定

　　如何界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思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由被害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活动。(1)同一行为可能触犯刑法，同时也构成侵权，本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为提高诉讼效率而将两个诉讼合并。附带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解决某一纠纷时，就案件事实所涉及的另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同时予以解决的制度。是为了节约时间、增加效率、确保同类案件裁判一致性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诉讼形式。结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定义和所表现的特征，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受理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合并处理的诉讼制度。(2)根据这一定义，实践中仍然难以作为准确适用的标准，其外延仍不明确，其关键在于“密切相关”这一标准难以具体把握。由此，研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成为推广这一制度的必需。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条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和条件各不相同。在理论界，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案件；(1)一种认为仅包含行政裁决案件，而不包括行政处罚案件；(2)一种认为行政颁证行为和行政裁决引起行政争议的案件，而对于行政处罚案件只是选择适用(3)。对于具体范围的确定，各国法院方法不一，有的由法院判例确定，有的由法律规定。并且范围的宽窄也不尽相同，窄到仅限于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宽则涵盖所有与行政相关的民事争议。参考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以及司法实践中所累积的案例，笔者尝试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作如下汇总列举：

　　1、行政处罚类案件。并不是所有行政处罚案件均可适用，只有存在侵权行为被害人的行政处罚案件方可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被处罚的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既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又构成民事侵权，既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两种责任基于同一行为产生。如被处罚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机关要求其承担的民事责任而提起诉讼；或是受害人不服该处罚决定所涉及的民事赔偿内容，要求增加赔偿而提起诉讼；或是被处罚人和被害人均不服而提起诉讼。

　　2、行政裁决类案件。即一方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就民事争议部分所作的行政裁决，在提起以行政机关为被告，请求法院撤销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的同时附带提起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请求法院重新就民事争议作出的行政裁决的民事诉讼。行政裁决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需以存在民事争议为前提，而行政相对人诉请撤销行政裁决的本意在于解决其民事争议，其中包括权属纠纷裁决、侵权纠纷裁决、损害赔偿裁决等。如甲乙两村因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县政府依申请作出裁决土地归一方所有，另一方不服提起诉讼。其诉讼的本意并不在撤销裁决，而意图通过法院撤销裁决并认可自己的土地权属。

　　3、行政确认类案件。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法律事实等事项依据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判断、甄别、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证明、认可、确定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1)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确认决定，认为应归属于自己某项权利被行政机关确认给他人而提起的诉讼，另一方则要求获得民事赔偿的诉讼；或是一方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确认决定，要求撤销行政确认决定并责令对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

　　4、行政许可类案件。并非所有行政行可案件均可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应限定于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机关已经许可的某种行为时，第三方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而产生争议，而行政相对人以其行为经过行政机关许可为抗辩的情形。如规划管理部门许可甲在某处建房，乙得知后认为影响其通行而阻止甲建房，并提行政诉讼并要求解决保护其通行权利或甲在乙提起行政诉讼时以排除妨碍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均可一并审理。

　　通过对实践中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案例的积累，利用归纳方法汇总，笔者尝试性的推导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些特征和适用条件：首先需以行政诉讼成立为前提。行政诉讼是主诉讼，行政诉讼不成立，就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之说，当事人就只能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第二必须具有关联性，既指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关联性，也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间存在关联性。关联性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然而对其把握应在实践中视具体情况严格审查。第三必须是民事争议当事人在一审中提出。民事争议当事人可自主选择是否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若不选择附带诉讼方式，则应充分尊重其诉权。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一审中提起实际是保护的当事人对附带民事部分的上诉权，若在二审中提起则有可能因二审终审而造成附带民事部分一审终局。

　　四、审判实务中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具体问题

　　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和遵循的法律程序上具有双重性，除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遵循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外，还要适用民事诉讼法，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然而二者对于诉讼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在发生法律冲突时，我们不得不思索如何才能在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程序正义等方面处理得当。笔者列举以下问题略作分析。

　　1、主体问题。行政诉讼部分的当事人是明确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当事人只能是民事争议的主体双方，即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能由行政诉讼的原告或者第三人提起，行政机关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一方当事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仍是民事诉讼，应当严格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并没有提出民事诉讼请求，则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对民事争议加以审理并作出裁判。民事争议当事人对于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拥有选择权，如果不选择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则法院只对行政争议做出裁判，这是基于对当事人诉权的尊重，也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的体现。

　　2、提起诉讼的时间问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行政诉讼的本质还是属于行政诉讼，涉及民事争议部分的诉讼应处于从属地位。同时，既是附带诉讼，意即是需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那么民事争议应在何时提起更为合理？有学者认为民事争议当事人可以在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作出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1)笔者以为可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反诉、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相关原理，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限定在审理终结前，具体操作则应明确为庭审辩论终结之前。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在于便于人民法院将两个诉讼合并审理，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本旨亦是如此，因此将在行政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事件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是符合诉讼法原理的。而对于是否可以在二审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可参照民事诉讼中关于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或增加诉讼请求的规定，针对民事争议进行调解而不宜径行判决，若能达成调解则完全可能一并化解行政争议，节省司法资源。若调解不成，则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3、审理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民事诉讼的规定，但究其本质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在某些具体方面的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具体规则相冲突的问题。如举证质证及期限、审判组织、审理期限、审理方式、是否适用调解方面均存在或多或少的规则冲突。

　　首先是证据问题，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对于举证责任的规则明确，可按照既定规则运行。在举证期限方面，民事诉讼的举证期限一般明显长于行政诉讼，笔者认为在具体操作中应视具体情况区别处理，即若在开庭之前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在法院给予合理举证期限的前提下，民事争议当事人应在庭审开始前或庭审中提供证据；若在庭审开始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应遵从民事诉讼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期限的规定，或由当事人协商，或由人民法院指定，但此期限不宜过长，否则可能因此违背合并审理提高程序效益和效率的初衷。

　　其次是审判组织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可以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也可以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合议庭审理的模式，排除了简易程序独任审理的适用。实践中，人民法院正逐步推行行政审判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的尝试性工作，因此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逐步尝试简易程序的适用并非绝无可能。随着行政诉讼程序的日益完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组织的问题上可以随着简易程序在行政审判领域的适用而迎刃而解。

　　第三是审理方式问题。附带诉讼的审理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一并审理、一并判决；二是分开审理、一并判决；三是分开审理、分开判决。笔者认为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必太过拘泥于某一种审理方式，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事实清楚、关系简单的可以一并审理和裁判，而对于案情和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可以分开审理和裁判。灵活运用审理方式既可提高效率，也可以准确解决争议。
2009年以来，肃北县人民检察院根据高检院和酒泉市院的文件精神，积极推行量刑建议规范化工作，为做好量刑建议工作，院党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公诉部门要规范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保证量刑建议的质量和效果；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协调配合，确保量刑规范化改革和量刑建议工作健康顺利推进。2010年至2011年，该院公诉部门经过积极探索在量刑建议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当前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具体做法
自2009年10月开展量刑建议试点工作以来，该院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努力在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针对性、有效性和采纳率上下功夫，取得初步成效。二年来，共向肃北县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32件（次）34人，以量刑建议书的方式书面提出量刑建议22件（次）23人，法院采纳20件21人，采纳率为90%，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院量刑建议的具体做法是：
一是思想重视，认识到位。院领导高度重视量刑建议试点工作，组织公诉干警学习、传达有关精神，使干警们充分认识到量刑建议权是检察公诉权的一部分，推行量刑建议制度，不仅有利于促使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保证公诉权的充分行使，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审判程序结构的进一步科学、合理，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完善制度，熟悉规程。院里制订了《量刑建议操作规程》，对量刑建议工作予以规范，力求形成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管理体系；在制订、完善制度、规程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公诉干警进行学习、讨论，使全体干警对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和量刑辩论的庭审程序等熟记于心。　　三是积极探索，稳步推进。首先，选择简单案件先行尝试，然后扩大到复杂案件。试点前期，多选择交通肇事、盗窃、故意伤害（轻伤）等常见罪种，且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的案件进行量刑建议尝试。因这类案件刑期跨度小，量刑建议准确度比较容易把握。在此基础上，边实践边总结，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复杂、法定刑期跨度大的案件。其次，采用相对性量刑建议为主，绝对性量刑建议为辅的方式。一般案件提出相对具体的量刑幅度，提出判处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一般不超出两年，对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案件，可以分别采用提出量刑最低限、最高限的方法。对犯罪情节轻微，同时得到刑事和解的轻伤害案件，我们都提出具体的轻刑建议，再次，适时将量刑辩论纳入庭审程序，拉开“量刑公开化”的序幕。在法庭辩论阶段，由审判长主持，控辩双方在对事实、证据和定性辩论后，转入量刑辩论阶段，先由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然后控辩双方就量刑进行辩论，最后，法院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判决。　 四是强化措施，确保成效。第一，明确范围，提高量刑建议的可操作性。根据实施办法，检察机关公诉的案件（除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外），一般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和适用量刑辩论。在实践中，我们的一般做法是对法定刑幅度较大案件、具有法定量刑情节和重要酌定情节的案件一般提出量刑建议，对法律适用有分歧的案件、对事实与证据存较大争议的案件、可能造成对工作被动的案件一般不提出量刑建议。第二，细化量刑建议，严格办案程序，提高量刑建议准确性。在案件承办人提出量刑建议后，对一般案件，由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决定；对案情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经主管检察长审查后，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所有建议均以书面发出，统一规范格式，一式多份，与起诉书一并送法院，一份附卷，一份存档；对结果实行跟踪监督，公诉人在收到判决书时必须进行全面审查，发现量刑建议与判决不符时，必须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如果是量刑不当的，及时提出是否抗诉、发检察建议等审查和处理意见。第三，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提高量刑建议有效性。在审查起诉时，要求案件承办人要熟悉案情，在全面了解掌握犯罪嫌疑人表现的基础上，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意见，征询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同时，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提出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和刑事政策，切实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第四，加强沟通，提高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通过召开联席会、座谈会等形式，进一步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共同研讨有关法律法规问题，统一思想，增进共识，排除干扰，有效提高量刑建议采纳率。在庭审中引入了量刑建议答辩说理程序，将法庭辩论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进行，控辩双方对被告人应适用的量刑幅度、量刑情节进行充分答辩，以确定合理的量刑界限。当法院对案件认定与检察机关指控不一致或拟作出的判决与检察机关的建议幅度差别较大时，及时与法院交换意见，使法院能重新审视案件，进一步全面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实行量刑建议，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规范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促进了量刑程序公正公开。　　一是促进了刑事审判的公开透明，强化了量刑程序的公平公正。以往公诉案件，对被告人判处何种刑罚、多长刑期由法官自由裁量，极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实现了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对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起到事前监督和预防作用。量刑建议将量刑辩论纳入刑事审判程序，使量刑程序转变为控辩审三方的公开抗辩和裁量，法官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作出裁判，从而确保实现量刑的公开、公平、公正，增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二是增强了案件承办人责任感，促进了办案水平和能力的提高。量刑建议作为探索中的一种法律监督方式，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也是对公诉人的另一种业务考核，这就对公诉人的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案件承办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被告人及辩护人必然要进行答辩和反驳，纠正公诉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量刑建议能否被法院采纳的风险增加。量刑建议以“准”为标尺，这种责任感也必然会激发案件承办人的庭审应对意识，而这种意识会促使案件承办人不仅要考虑对案件的定罪和定性，而且要全面搜集关于被告人罪轻、罪重的相关证据，要更全面地熟悉法律条文、相关司法解释，深刻把握案件的具体的量刑情节，较准确地提出量刑建议。　　三是节约了司法资源，有效地促使了被告人认罪服判。量刑建议制度实施后，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量刑上的监督作用，也进一步增强法院依法接受监督的意识。同时，量刑程序公开化、透明化，使被告人了解量刑裁判形成的前因后果，增加被告人对量刑裁判的信任度，减少上诉情况的发生，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了司法和谐。自开展量刑建议试点工作以来，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作出判决的只有1件1人提出上诉，但经上级法院审理后裁定维持原判。 三、当前开展量刑建议工作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时间不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裁判文书未按规定阐明对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实施办法》规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对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或者辩护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但在试行中，法院出于自身的考虑或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裁判文书中未阐述对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的理由和依据，以致检察机关无法掌握量刑建议采纳的有关情况，不能有效实施监督，不利于量刑建议工作的继续开展。　　二是变更量刑建议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在庭审中，出现影响原量刑建议的情节，《操作规程》中规定：发现案件事实与审查起诉时不一致而影响到具体的量刑幅度，导致与量刑建议书中的量刑建议不一致的，承办人可以在发表量刑建议时根据庭审情况做相应修改，庭审结束后将修改情况录入《对法院刑事判决、裁定审查表》。发现新情况，可能对被告人的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公诉人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出现上述情况后，要全凭公诉人的个人能力、水平和经验作出判断，现阶段公诉人的水平、能力参差不齐，容易导致建议不当的现象发生。　　三是量刑建议质量不够高，采纳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量刑建议权的实施者是公诉人，这就要求公诉人不仅要准确认定被告人犯何罪，而且必须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作出合理、准确的推算，就是说公诉人不仅要具有胜任主控官的能力，还要具备胜任主审法官的能力，而现阶段的情况，公诉人的整体素质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加之当前缺乏指导科学量刑的文件，仅凭公诉人的办案实践经验，量刑建议经验缺乏，量刑建议质量不高也就不可避免。另外，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形缺乏有力制约。实践中有一部分案件法院并未采纳量刑建议，但又不符合抗诉条件。因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对这一方面的制约权，因此会出现量刑建议的盲点。存在的问题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开展好量刑建议工作，增强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努力：　　一是加强对量刑建议的培训力度。建议省院和酒泉市院对基层院公诉干警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量刑建议培训，让基层院公诉干警进一步熟悉量刑建议操作规程，更好地开展量刑建议工作。
二是积极推进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被告人的知悉权和辩护权，强化庭审功能。证据展示制度可以让诉讼各方都能在审判前对证据作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审查思考，作充分的诉讼准备，在庭审中有针对性地对证据进行集中质询和检验，从而有利于获得案件的真实，特别是有关量刑情节的事实，以加强审判的客观性。　　三是量刑建议应当写入判决书。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用以审核判决是否公正的尺度，判决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外文书，判决书一经发出就须接受监督，法院应将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写入判决书。　　四是衔接好量刑建议与抗诉工作。量刑建议在遭到否定时如何救济，是量刑建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对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说明进行分析后，不采纳理由不成立、符合抗诉条件的依法进行抗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滥用，真正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树立检察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