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2009年1月4日贵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9年3月26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范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活动以及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拆除、装修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需的工作经费。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持下列资料到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备案：
　　（一）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申报书；
　　（二）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上岗证；
　　（三）施工单位安全施工措施；
　　（四）建设单位安全生产费用支付凭证以及使用计划。
　　实行劳务分包的，还应当提交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劳务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六条 拆除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的相关资料和下列资料，到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一）建筑拆除工程备案表；
　　（二）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拆除工程承包合同。
　　拆除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验收，并且报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七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备案和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应当自收到备案资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备案资料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备案；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备案，并书面告知申报人。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在办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备案和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后，应当将备案资料的主要内容抄送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生产费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纳入专户管理，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下使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与施工单位应当到施工单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开户银行办理安全生产费用监督使用手续。
　　第九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施工现场使用的机械设备、安全防护用具及其他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应当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第十条 对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违章行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进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情况，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评定为不合格、合格、优良等级。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不良记录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评定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设立、公布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章行为的举报、投诉。

　　　　　　　　　　　　　　　　　　　　　　　　　第三章　　　安全生产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组织考核。未经培训考核合格的，不得上岗。
　　进行安全生产培训、考核，不得收取费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十三条 实行建设工程从业人员安全信息卡制度。凡在建设工程工地进行施工和现场管理的人员，凭安全信息卡进入施工工地。
　　安全信息卡由施工单位持从业人员身份证明、健康情况以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等有关资料，到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有关资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办理安全信息卡不得向从业人员收取费用。
　　建设工程从业人员安全信息卡信息发生变更，施工单位应当向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办公区、生活区与作业区应当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办公区、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
　　禁止在未经竣工验收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入口处应当设置工程公示牌，载明工程概况、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消防责任、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施工现场平面图等内容。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网、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经施工、监理单位查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自检制度，按照规定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隐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对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施工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十八条 房屋建筑工程基础完工前、主体进入三层作业前、主体外粉作业前，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自评合格，并且将自评检查材料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核查。
　　房屋建筑工程实行建设工程监理的，自评检查材料还应当附工程监理单位的意见。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自评检查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查完毕。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专人负责工程项目安全档案管理，工程竣工后及时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录、安全管理资料、竣工自我评价资料立卷归档。
　　第二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监理规划，每个工程监理项目应当配备不少于1名的安全监理员，并且建立项目安全监理过程档案。
　　第二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和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使用，纳入监理范围。
　　第二十二条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雇佣无建设工程从业人员安全信息卡的人员作业的；
　　（二）未设专人负责工程项目安全档案管理或者未及时将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录、安全管理资料、竣工评价资料等材料立卷归档的；
　　（三）房屋建筑工程基础完工前、主体进入三层作业前、主体外粉作业前，未将自评检查材料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核查的。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且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未经竣工验收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的；
　　（二）未及时整改安全生产隐患的。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未在施工现场入口处设置工程公示牌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且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配备安全监理员的；
　　（二）未建立安全监理过程档案的；
　　（三）未将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使用纳入监理范围的。
　　第二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防护用具未进行监督检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且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其他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抢险救灾用房和农村村民自建住房的安全生产管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