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徐勇

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最近，因“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包括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检察日报、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导，而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律师及普通网民在内的各群体的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前不久，笔者也特意写了一篇博文《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该博文部分观点随后被有关媒体引用。笔者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不再赘述，现主要阐述“因醉酒驾驶问题涉嫌的‘危险驾驶罪’中存在的共犯（本文中“共犯”均指“共同犯罪”）问题”。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构成的共同犯罪。

现结合高晓松醉驾案进行分析：

一、假设与高晓松一起喝酒的朋友A先生在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时主动劝其喝酒，且在高晓松准备开车回家时未加以阻止，从而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A先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其劝酒行为应该属于高晓松“危险驾驶罪”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A先生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也应知高晓松有开车回去的可能而劝其喝酒，并在明知高晓松驾车回家的情况下未加以阻止，从而放任了其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在刑法理论上可以称之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A先生确实实施了劝酒行为，并对高晓松醉酒驾车行为起到了一个推动或者帮助的作用，且在其醉酒驾车时未及时阻止，置该醉酒驾车行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再次，从犯罪客体方面分析，A先生所帮助的实行行为（即高晓松的醉酒驾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综上分析，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但由于A先生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性的作用，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假设高晓松的朋友B先生做东请高晓松等二、三个好友一起喝酒，但B先生并未劝酒，只是在高晓松醉酒之后将其送上车或者目送其开车回家，B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B先生也应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理由为：B先生在客观上为高晓松的醉酒行为提供了帮助，而且喝酒的人数少，B先生应尽到注意的义务。而B先生在明知或应知高晓松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而未加阻止或将其送上车，说明B先生在主观上应当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会发生但却放任（或希望）这种犯罪行为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结束语：

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但是笔者认为：无酒虽不成席，但因为喝酒开车丢了性命或者使他人丢了性命，那都是让亲人痛不欲生的事情。正所谓“司机一滴酒，亲人一滴泪”。

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入罪，如今已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那么我现在想提醒的是：请勿将醉酒驾车的责任让驾驶者一个人扛着，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在他喝酒时您就应该及时制止，或者在他喝醉酒开车时也要极力制止。不管您是否真的会构成犯罪，但他毕竟是您的朋友。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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