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仿效与立法厘清：欧美商业外观新近判例之思路
Free Copying and Legal Clarification:
The Latest Trend of the Anglo-American Case Laws on Trade Dress

邵 胤植

邵胤植，男，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法学士，英国伦敦大学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在读，全英中国法学会(United Kingdom Chinese Law Association)会员。主要研究兴趣为： WTO及网络架构下知识产权法的调适，欧美商标立法，民族复兴中儒学与宪政法治之互动，礼乐雅文化的现代苏醒，宗教立法，佛教改革之范式及其对道德提振的功用等。

[关键词] ：商业外观 产品构造 显著性 第二含义 功能性

[简介] 商业外观与商标法的关系，日显重要。本文自商标法根本功能之角度，讨论显著性原则与非功能性原则对于决定商业外观注册之重要性。本文由欧美新近相关判例之思路指出，推动自由竞争是知识产权的总纲，而标示来源，则是商标法内的子纲。换言之，应将商标法放诸自由竞争与反垄断的大背景下考量，此当是近年欧美商业外观判例的主旨。

Introduction: This Essay jointly analyses the latest Anglo-American trademark cases of trade dress where the strict criteria of distinctiveness, secondary meaning and non-functionality are applied so as to balance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rademark context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lap.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o meet the balance, the Indic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etition Theory, in general, have been equivalently followed by the courts in Wal-Mart, Traffix and Phillips. This Essay also suggests that competition theory should be the premise of indication theory because the promotion of free competition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IP laws and the indication of sources is a tenet of trademark law, a part of IP laws. This logic may just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ree cases decided by Anglo-American courts, i.e. limiting the exclusive rights of trademark owners and promoting free competition.

商业外观（Trade Dress），依美国判例之释义，系指“产品之整体形象或总体外貌”[1]。此种商业外观，可涵括“尺寸、外形、颜色或颜色之组合、构造、图形，乃至特殊的销售技艺”[2]。据此文意，商业外观概可视为一种设计（Design）。依欧美立法的思路，专利、商标乃至版权法，均可保护设计；然而，立法理当避免三类保护之相互交迭。自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此种立法厘清尤显重要，盖其关涉市场配置的有效性，及自由竞争的根本信条。

国内学者，曾有撰文，自专利、版权与商标之角度，论述设计的保护。本文则一自商标法的立场，透过欧美新近案例，述评商业外观执行商标功能的可行性。此实为目前商业外观方面最须解决之问题，因商业与技术的结合发展，俾商业外观执行商标功能（如标示来源，或昭示商誉等）之比例，日益增大。诚如周林先生所言，若消费者由一商业外观而联想至该产品或服务，却于消费时发现，采用同样外观的店铺，是属假冒，全非该消费者所联想之产品或服务，则此对于消费者及诚信商家的伤害，不言而喻[3]。是故，商标法宜当禁止此类盗用商业外观、混淆市场之行为；而最适宜的方法，即是赋予商业外观商标权。

美国对此关注较早，不过在1960年代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在此问题上曾一度犹豫[4]，因为法院每以知识产权制度，有造成垄断之虞。然而在经济学分析的影响下[5]，立法之进程，最终肯定商业外观在商标法上的合适地位。兰汉姆商标法（Lanham Act）1988年修正案第43条a款，特别加入商业外观的内容。而在欧共体内，商标指令之3(1)(e)，及欧共体商标条例CTMR之第4条，均有具体规定。但问题在于，究竟多少商业外观，可以享有商标法的保护，而不致阻碍他人的法益？其尺度的把握甚难。笔者以为，答案惟有在对商标法功能的理解中，乃有望获取。

一．商标之功能：标示来源·保护公众·促进竞争

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要因，在其能激励业者，保障公众权益，维护自由竞争，进而推动经济的有序进步。自经济学角度而言，为达此目的，须将知识产权制度，放诸公平竞争及公众利益的大视野中考量，而不宜仅将其解读为对于独占权利的保护。就商标法而言，则须将商标的功能，合理限诸严格的范围，以防市场之垄断，而收平衡之宏效。

据此，简言之，商标最根本的功能，在标示产品来源、防止混淆，昭示商誉，以利消费者遴选甄别。此正如美国Qualitex案指出，商标法的基本功能，在“降低消费者购物及作出消费选择之成本”。而商标法亦须防止搭便车的行为，以保障商标权人获得与其产品及商誉相应之报酬；商标权人唯受有充分之激励，乃能致力研发高品质的外观，从而促进商品的繁荣。此外，自由经济体制赖乎商家品牌间的竞争；商标法则由保障消费者获取真实的商品信息，而鞭策商家提升自我，进以推动此种竞争[6]；而为充分推动此种竞争，商标法必赞同自由仿效（Free Copying）的宏旨。笔者以为，自由仿效与商标法的平衡点，在商标法禁止因仿效而引起的混淆毁誉，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而言，亦禁止淡化与联想，除此之外，仿效宜当允许。甚有学者对于仿效寄以最大的重视，谓“竞争即是仿效（Competition is Copying）”[7]。此句不妨诠释为，仿效对于自由竞争的重要性。当然，该观点的基调，在反对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此非本文立论之所在。

为达成上述之目的，商标立法明定，标识应具显著性（Distinctiveness），方能执行标示来源的功能；如无固有显著性（Inherent Distinctiveness），则至少应在使用中获得第二含义（Secondary Meaning）。此外，为促进自由竞争，商标注册不宜影响其他竞争者的法益，故共有资源，不可独占而为商标。就商业外观而言，则惟有非功能性的(Non-functional)外观，始得注册为商标。换言之，如若缺乏标示来源的功能，则商标法不能提供任何保护；举凡创新之物，均由专利或版权法保护，功能性之外观，必不可注册为商标[8]。要之，无论自道德主义的立场，抑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商标法均无意授予特定之商家以竞争的特权。商标法与自由竞争的融合点，及与其他知识产立法之界限，即在乎此。

传统上，商业外观主要限于产品包装（Product Packaging）的问题，满足上述要求尚易。然而工商业的发展，俾商业外观逐渐延至产品设计或构造之本身（Product Design/Product Configuration）[9]，情况愈益复杂，故有必要明确，构造与包装，能否适用同一评判标准？在Two Pesos案中，美国法院虽认为，具有墨西哥风格之餐馆外观，得注册为商标，但法院回避对于包装与构造的术语区分，认为商业外观法对于包装与构造的保护，并无不同。此种观点争议较大，诸多问题随之产生。最根本的论争在于，若云判断产品包装之固有显著性较易，则产品构造是否当然具有固有显著性，而无须证明第二含义，即可享受商标法的保护？

此外，在非功能性方面，商标法虽然明定排除对于实用功能性（Utilitarian Functionality）与美感功能性（Aesthetic Functionality）之保护，但具体判定，绝非易事。特别就美感功能性而言，更属困难。此外，就产品构造而言，如若尺度不当，则有可能造成“准专利式（Patent-like）”的过度保护，是则有违商标法的本旨。美国法院曾图以第二含义与混淆理论，来解决商标与专利的交迭，如在Kohler案中，被告即据此而成功获得对其水栓之设计的商标保护。但此种模式并无法完全解决交迭的问题。另有一种情况，即是商标法并无绝对排除对于过期专利的保护，如此，则有商家图以过期专利而续享商标法保护，进而造成事实上之永久保护，显有碍于自由竞争。

上述矛盾，在欧美一直激烈争辩未已。新近美国的Wal-Mart 和Traffix案，及欧共体之Phillips案，均对此有标志性的梳理。虽然论争并未就此偃息，但笔者以为，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欧美判例，均自恪守商标法的本旨出发，来解决知识产权内部的交迭，及与其他诸法的冲突，即商标法仅保护指示来源的标识，并须为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留下宽松的空间。

二．显著性与第二含义：产品构造是否具有固有显著性？

前文提到，显著性是判断一种标识是否可注册为商标的关键。在传统商标法中，凡臆造的词汇，显具固有显著性，毋庸置疑；而其他性质之词汇，亦各有标准。在Abercrombie案中，法院曾图以传统商标法关于臆造性、描述性等定义，来研析商业外观的可注册性[10]。然而，二维商标的标准，能否全然适用于三维的层面？在美国，早年的商业外观判例，为审慎起见，乃要求原告必须证明第二含义[11]。

但是，在Two Pesos案中，法院援引Abercrombie案的标准，并回顾Chevron 案[12]的判决，称据兰汉姆商标法之43（a），所有标识均一体对待，无须刻意区别；除兰汉姆法第2条所定之“描述性”标识须证明第二含义外，如若外观具有固有显著性，则无须证明第二含义[13]。自商业外观日显重要的大背景下审视，此似亦在情理之中，因为建立第二含义，须投入相当的资金（如广告投入），此则有阻遏中小企业进入市场之虞。但是，有观点指出，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并未明确定义何为固有显著性[14]。此实表明，这种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由下文分析可知，此正是症结之所在。

为此，似乎尚须采用其他特定之测试法，来判断固有显著性的存在。美国法院对此曾有先例，如在Seabrook案中，法院提出一些标准，例如，产品设计是否属于普通而基本之范畴；以相关消费群之眼光，是否认为此种设计仅属同类商品之常用装饰，等等[15]。

而在著名的Duraco案中，第三巡回法院却拒绝采用Abercrombie案之传统分类方法，而图辟他径，研判产品构造显著性的独立标准[16]。本案中，法院认识到判断产品构造之固有显著性的难度，但认为构造如能满足左列条件，则得视为具有固有显著性：（1）构造是属不同寻常，或属便于记忆者；（2）概念上易与产品相区分，消费者仅视之为标示来源之符号，而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标记；（3）主要执行指示来源的功能。

上述判决，得到一些判例的支持，如Knitwaves 案[17]。虽然，此案法院并不完全赞同Duraco的观点，但其同样认为，传统的Abercrombie分类法，无法适用于产品构造的场合。然而，Duraco案之标准，亦遇有很大争议，焦点在于，Duraco判决具有要求证明第二含义的倾向，此不仅与最高院在Two Pesos案中之判决相悖，亦有违提供宽松竞争空间的主旨。故在Stuart Hall案中[18]，法院否定Duraco模式，兼采Seabrook案之尺度，及Abercrombie 案之传统标准，上承Two Pesos案，而作判决。最明显者，本案延续Two Pesos案的思路，重申产品构造与产品包装相同，有可能具有固有显著性，实无须证明第二含义之存在。

此外，在Kreuger案中[19]，法官亦认为Knitwaves 案等所用的新分类法，易致混乱。Landscape案法官赞同Kreuger案法官的看法，仍旧认为，无须为产品构造另立标准[20]。由以上可知，对于采用产品构造之独立判断标准，许多法院持谨慎的态度。

三．Wal-Mart案：固守商标法的本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7〕86号

关于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明确指出，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结合环境保护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环境行政复议是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二）环境行政复议是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许多矛盾通过行政复议的形式反映出来，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呈现增多的趋势。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能将相当一部分环境行政纠纷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环保系统内部，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三）环境行政复议是对环保部门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复议是环保部门内部的层级监督，是环保部门内部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和法律监督制度。通过行政复议这种简便、高效、专业的监督方式，能够有效预防和纠正环保部门的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四）环境行政复议工作本身也是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保护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环保部门的行政复议水平，将直接体现其依法行政的水平，并间接体现其立法水平、执法水平和法律监督水平。

　　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以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为宗旨，坚持以公开求公正、以公正促稳定的法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的服务意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现环境公平与正义。

（二）基本要求：服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努力化解矛盾和争议，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妥善处理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环境权益；忠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依法、公正、高效、便民地解决环境行政争议；健全公正合理、高效便民、监督到位、保障有力的行政复议运行机制，实现公平、公正和效率；将环境行政复议与推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相结合，以行政复议促进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妥善处理支持下级环保部门工作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关系、理顺监督下级环保部门与指导、支持下级环保部门的关系。

　　三、畅通行政复议渠道，积极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

（一）依法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要把畅通复议渠道作为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引导群众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解决环境行政争议。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行政复议申请权，疏通进口，敞开大门，积极主动地受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拒绝受理；对依法确实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或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要耐心解释，告知当事人解决途径。对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要通报批评并督促纠正。经上级环保部门责令后仍不受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做好受理接待，拓宽受理渠道。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应积极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创造便利条件，结合自身实际在接待场所、办公场所及政府网站公示受理机构、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复议程序等事项，采取多种方式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对有关行政复议的来访和来电，要热情接待、接听。

（三）处理好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关系。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认真研究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衔接办法，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协调机制，使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形成合力。对依法可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投诉请求，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途径，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手段来解决环境纠纷。

　　四、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妥善化解环境行政争议

（一）依法、公平、公正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每一件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办成经得起司法审查和当事人检验的“铁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努力把握好保护当事人环境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合法性审查与适当性审查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要把是否依法审理和是否有效解决环境行政争议、化解矛盾，作为衡量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质量的重要尺度。对侵害当事人合法环境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要坚决依法予以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该赔偿的要依法赔偿，努力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二）勇于创新，不断改革完善行政复议方式。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简易程序、书面审理为主；对事实不清、争议较大的案件，要认真核实情况，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对案情事实或适用法律依据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程度高的案件、当事人众多的群体性案件，要深入调研，可视实际情况采取当面审理、公开听证等方式，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建立和完善环保部门内部办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的机构与有关业务机构的联合审理制度；建立专家咨询与论证制度；探索研究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

（三）充分运用和解、协调机制化解环境行政争议。和解和协调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增强运用和解和协调手段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意识，将和解和协调贯穿于行政复议的全过程。要探索建立案前和解、案中协调的机制，为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创造条件，促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行政争议的负面效应。同时，运用和解、调解方式办案，必须坚持当事人自愿、合法、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双方当事人之间和平协商，平衡利益。

五、健全行政复议机构，加强环境行政复议能力建设

（一）加强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建设。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特别是基层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基层行政复议能力偏低、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等问题，保证一般案件至少有2人承办，重大复杂案件至少有3人承办。要根据本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逐步增加专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保证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配备与所承担的行政复议工作相适应。

（二）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职业素质。行政复议工作是一项“辩是非、断曲直、定纷争”的工作，复议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力，必须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驾驭、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要把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干部充实到环境行政复议工作领导岗位，选派优秀干部充实行政复议人员队伍。通过培训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树立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业务素质，树立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加强作风建设，在办案中做到态度热情、工作耐心、行为规范、公正廉洁。

（三）保证行政复议工作开展的必要条件，为做好环境行政复议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要将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列入本机关的财政预算，设置公开审理场所和群众接待场所，配置办公、取证等相应设备和交通工具，保证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完善落实责任制

（一）完善考核评价标准和相关制度。要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的统一要求，完善行政复议工作考核评价标准。上级行政复议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的考核，考核情况要纳入依法行政考评体系。建立激励机制，对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对不积极履行职责，不依法配合行政复议工作，甚至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部门，要通报批评，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要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健全重大复议案件备案制度、行政复议决定跟踪反馈制度和行政复议整改制度。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对重大行政复议决定、被责令受理复议申请案件的行政复议决定、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在结案后20日内报上级环保部门备案。各级环保部门对依法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案件，要深刻剖析原因，认真总结教训，切实加以整改；对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意见书所提的意见，要认真研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告行政复议机关。各级环保部门每年要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对本机关行政复议进行综合分析，总结行政执法中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措施。

（三）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环保部门要将行政复议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相结合，把在行政复议中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数量，作为衡量执法水平的量化指标和公务员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有关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加强领导，努力营造依法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强化各级领导在行政复议中的责任。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的主要领导，是本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积极支持和督促行政复议工作机构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要认真负责地签署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对争议较大、社会关注程度高、案情复杂的环境行政复议案件，主要领导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必要时要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集体讨论，确保案件处理的合法性和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二）加强领导干部法律学习培训。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的意见》（司发通〔2007〕12号），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法制教育日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负有行政复议职责的环保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全面准确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实依法开展工作。领导干部培训应包括行政复议内容。

　　（三）进一步加强对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宣传。要广泛宣传行政复议的法律规定、制度功能及其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引导老百姓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环境行政争议。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让老百姓知晓、勇于和擅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营造依法解决环境行政争议的良好社会氛围。

八、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环境行政争议

（一）加强环境立法工作。环保部门要建立、完善环境立法专家咨询论证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起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其他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复议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政策和立法问题，要深入专题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完善建议，反馈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促进政策和法制的完善。

（二）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各级环保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不仅要遵守环境保护的实体法规定，还要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的程序法规定，特别是环境保护的现场检查程序、环境许可和审批程序、环境行政收费程序、环境行政处罚程序、环境行政复议程序以及行政应诉程序、行政赔偿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并使用国家规范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二○○七年六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