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


颁布《广东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广东省政府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库大坝（以下简称大坝）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国务院《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省境内坝高15米以上或者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坝。
大坝包括永久性挡水建筑物和与其配合运用的泄洪、输水和过船建筑物，以及与坝体联结的电站厂房和其他建筑物。
坝高15米以下、10米以上或者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下、10万立方米以上，对重要城镇、交通干线、重要军事设施、工矿区安全有潜在危险的大坝，其安全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大坝的扩建、改建、除险加固的工程设计，必须由具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承担；并依照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制定的技术管理程序编制设计文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实施。
第四条 大坝工程设计包括主体工程和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工程观测项目，如渗透压力、渗流量、变形、沉陷、位移、降雨、水位、出库流量等，以及通讯、动力、照明、交通、消防、管理房等设施的设计。
上述设施不完善的已建大坝，应在扩建、改建或者加固的设计中补充完善。
第五条 大坝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施工单位承担。施工单位必须依照施工承包合同规定的设计文件、图纸的要求以及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规程进行施工和管理。
第六条 兴建大坝时，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批准的设计方案，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下列标准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并树设界桩标志。城市规划区内的大坝管理范围的划定，必须符合城市规划。
（一）大型水库（库容1亿立方米以上）和重要中型水库，从坝脚算起水平距离不少于200米，从左右岸墙（或坝头）算起水平距离不少于50米。
（二）中型水库（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不满1亿立方米）和重要小型水库的大坝，从坝脚算起水平距离不少于100米，从左右岸墙（或坝头）算起水平距离不少于30米。
（三）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不满1000万立方米）大坝，其管理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划定。
水库大坝管理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提请当地人民政府划定水库大坝保护范围。
大、中型水库的泄洪道超出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其管理和保护范围从泄洪道外侧翼墙算起水平距离不少于15米。
（四）未达到设计标准的大坝，其管理和保护范围可以适当扩大。
已经划定的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超过上述标准的，不予变更。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的，应当按上述标准重新划定。
已建大坝尚未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大坝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安全管理的需要，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本细则规定的标准划定。
水库大坝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禁止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打井、采石、采矿、挖沙、取土、修坟、开荒、炸鱼、开采地下资源和其他危害大坝安全的活动。
未经批准不得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建筑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妨碍大坝安全的原有建筑物应予拆除；经大坝主管部门批准暂缓拆除的，应丈量登记，不准扩建、改建。
第八条 禁止在大坝的坝顶、坝坡戗台行驶履带拖拉机、硬轮车及重型车辆；不是兼做公路的大坝坝顶、坝坡戗台，未经大坝管理单位许可，不得在坝上行使机动车辆。
第九条 大坝主管部门应按要求配备合格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大型水库不少于5人；中型水库不少于3人；小型水库不少于2人。
第十条 未达到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防洪标准、抗震设防标准，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水库大坝，必须制定控制运用计划。
控制运用计划，由工程管理单位编制，经大坝主管部门审查后，按下列程序审批和备案：大型水库，征求所在地县级三防指挥部意见后，报市三防指挥部审核、省三防总指挥部批准，送省人民政府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备案。中型水库经县级三防指挥部审核，报市三防指挥部批准，
送省三防总指挥部备案。小型水库由乡镇水利管理机构提出意见，报县三防指挥部批准，送市三防指挥部备案。
第十一条 大坝管理单位必须依照下列标准做好防汛抢险主要物资的储备：
（单位：每10米坝长的储备量）
－－－－－－－－－－－－－－－－－－－－－－－－－－－－－－－－－－－－－－－－
类 别 ｜ 大型水库 ｜ 中型水库 ｜ 小型水库
｜－－－－－－－－－－－｜－－－－－－－－－｜－－－－－－－－
坝高（Ｍ） ｜10 ｜20 ｜30 ｜10｜15｜20 ｜10｜10｜15
数 量 ｜ 至 ｜ 至 ｜ ｜至 ｜至 ｜ ｜ ｜至 ｜
名称、规格 ｜20 ｜30 ｜以上 ｜15｜20｜以上 ｜以下｜15｜以上
－－－－－－－－－｜－－－｜－－－｜－－－｜－－｜－－｜－－－｜－－｜－－｜－－
大石 （m3） ｜ 6 ｜ 8 ｜10 ｜3 ｜5 ｜ 6 ｜1 ｜2 ｜3
－－－－－－－－－｜－－－｜－－－｜－－－｜－－｜－－｜－－－｜－－｜－－｜－－
碎石 （m3） ｜ 6 ｜ 8 ｜10 ｜3 ｜5 ｜ 6 ｜1 ｜2 ｜3
－－－－－－－－－｜－－－｜－－－｜－－－｜－－｜－－｜－－－｜－－｜－－｜－－
中砂 （m3） ｜ 6 ｜ 8 ｜10 ｜3 ｜5 ｜ 6 ｜1 ｜2 ｜3
－－－－－－－－－｜－－－｜－－－｜－－－｜－－｜－－｜－－－｜－－｜－－｜－－
粗砂 （m3） ｜ 5 ｜ 8 ｜10 ｜3 ｜5 ｜ 5 ｜1 ｜2 ｜3
－－－－－－－－－｜－－－｜－－－｜－－－｜－－｜－－｜－－－｜－－｜－－｜－－
草包或尼龙袋（个）｜120｜130｜150｜60｜80｜120｜20｜40｜60
－－－－－－－－－－－－－－－－－－－－－－－－－－－－－－－－－－－－－－－－
第十二条 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因险情导致垮坝的淹没地区范围和淹没区居民疏散应急方案，报同级三防指挥部批准。涉及相邻地区的，由主管的三防指挥部会同有关地区的三防指挥部批准，或者报请上一级三防指挥部批准。
第十三条 大坝出现险情征兆时，大坝管理单位应当立即报告大坝主管部门和主管的三防指挥部，并采取抢救措施；有垮坝危险时，应及时向预计的垮坝淹没地区发出警报。
第十四条 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查、鉴定制度。
大坝检查、鉴定的项目包括：
（一）土坝。坝身裂缝、塌坑、滑坡、隆起、蚁害、鼠穴、风浪冲刷，坝踵水面漩涡、浸润、渗漏、防渗和减压、滤排水设施以及铺盖层的压渗性能等。
（二）混凝土坝。裂缝、渗漏、剥蚀、冲刷、磨损、气蚀、脱碱；伸缩缝止水，坝墩及基座稳固程度，廊道漏水，灌浆帷幕，反滤排水设备，渗水等。
（三）浆砌石坝。块石松动、坍塌及局部变形，粘土防渗体裂缝、穿孔，沥青混凝土护坡裂缝、隆起、水泡、蠕变及老化等。
（四）金属结构件和电器设备。金属结构件的变形、裂纹、锈蚀、气蚀、油漆剥落、磨损、振动、焊缝、锤钉等；电器设备的老化、残缺、松动等。
（五）闸门和启闭机。包括第四项所列项目和门叶框架、面板扭曲，门槽和止水，启闭机运转灵度，嘈音和振动，螺杆弯曲度，机件的磨损、锈蚀、钢丝绳锈蚀、断丝和疲劳度，吊点结合、受力状况以及电气安全保护装置等。
（六）水流形态的观测。包括进水口、闸后、堰后的水流形态和拦污栅、拦鱼设施、漂浮物的阻壅水状况等。
（七）大坝附属工程、动力、照明、交通、通讯、安全防护、避雷设施和观测设施的完好程度。
第十五条 大坝应当建立定期观察制度。
大、中型水库大坝必须观测的项目：
（一）土坝和土石混合坝：沉陷、位移、浸润线、渗漏量，坝基承压水、坝基和坝脚附近的渗水压力，绕坝渗流等。
（二）混凝土坝和浆砌石坝：沉陷、位移、伸缩缝、扬压力、渗漏量、砼坝内温度和应力以及坝前水温等。
（三）泄水、输水建筑物：沉陷、位移、扬压力、断裂、渗水、水流形态、上下游河床变形等。
（四）坝前水位、库区雨量等。
小型水库大坝的观察，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参照大中型水库大坝的观测内容制定。
第十六条 因建设需要征用或毁弃水库大坝的，必须经过科学论证，经大坝主管部门和同级三防指挥部核准，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三防指挥部备案。并由建设单位赔偿大坝管理单位的经济损失。
第十七条 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行为，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1994年2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8日
陈少英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格否认/反避税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如今，该制度不仅在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得以运用，而且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领域也得到运用。笔者通过近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规定和适用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问题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重视，并陆续颁布相关规定予以规范。目前已有税务部门最终裁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在中国投资所取得的转让所得，需要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的案例。其中，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和江苏江都国税取得迄今为止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具有典型意义。

（一）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2]

2008年5月，渝中国税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渝中国税在进一步调查后核实，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加坡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二）江苏江都国税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3]

2010年6月，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笔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征税入库，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本案中，境内企业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是江都市由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简称“凯雷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凯雷集团所属C公司通过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占有A公司49%股权。2010年1月，C公司在我国境外向美国Precision Castparts Corp.（PCC）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司普斯亚洲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整体转让B公司，并取得巨额利得。该案交易前后，江都国税局就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C公司进行艰难谈判，认定B公司属于“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C公司同意按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5月18日，C公司美国总部缴付25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3亿元）税款到账。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三）两案例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反避税尝试

利用公司独立实体，实现公司股东规避法定纳税义务的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非少见。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将公司独立人格用于减少税负之目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在这一领域就可以大显身手，以揭开只为避税目的而存在的公司面纱，令纳税人履行必要的纳税义务。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投资者利用公司形式而不履行一个独立实体的纳税义务。例如，加拿大一钢铁制造商在巴哈马设立一附属子公司，然后将母公司以前直接进口的钢材改由子公司去购买，再卖给母公司。这样，母公司将它的部分利润留在避税地巴哈马的子公司中，根据税法的规定，母公司可随时将这些利润调回加拿大。法院即否认公司法人格，裁决对母公司的这些利润征收所得税。[4]又如，某英国公司拥有三个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章程确认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均应在肯尼亚召开，但事实上三个公司均由其英国公司控制、管理；法院认为，在肯尼亚注册实为一个骗局，三个公司的住所地均应为英国，并应在英国纳税。[5]在我国已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以上。[6]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专章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反避税制度，其中第41条至46条明确对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作了禁止性规定。该法第47条作为兜底性条款弥补了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所有避税方式的缺陷。上述两个案例正是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规避股权转让所得税而启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反避税的尝试。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不同，这里不仅仅是揭开公司面纱，令其履行纳税义务，更是刺破或穿透公司面纱，令控制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彰显于我国反避税的税收立法

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有利于集中资本、扩大投资并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巴特尔（Butter）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7]但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重要一点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股东直接支配公司资产，并滥用公司的控制权，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被侵害者由于只同公司存在法律关系，不能向公司背后的股东主张权利。这就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谋求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如前述案例中，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37条规定，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然而，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向中国境内投资时，出于避税目的，通常在境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对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那么何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解释，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各国法律来看，似乎并未对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在判例中曾经试图对“商业目的”标准做出定义：在IRC v.Brebner一案[8]中，法官认为“商业目的并不必然与财务有关，比如，为了防止被接管也是一个正当的商业目的。应当将可能量化的税收利益与商业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看孰轻孰重。”在IRC v.Plummer一案中，法官认为“主要目的必须是真实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获取税收利益。”在Philip Brothers Chemicals Inc.v.Commissioner一案[9]中，法院认为案件中的离岸空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任何实质上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并引用了大法官LearnedHand在另一个案件中的判决，认为一个公司必须从事除了避税以外的工业、商业或其他活动，才能将该公司排除在避税目的范围之外。换言之，“公司”一词应指那些进行了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的公司，并且逃避税收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此，法院认为，该离岸空壳公司的设立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而向纳税人补征100%的税款。

首先对“合理商业目的”予以界定的国家也是英国。在Ramsay一案[10]中确立了界定“合理商业目的”的拉姆齐规则。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整个安排去判断可能产生税收上后果的任何一项交易的法律本质，而不局限于依据该避税安排中每个单个的交易来判断真伪。假如这项避税安排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并非一个个独立的交易行为，而且其并不在实质上产生收入或者损失，并不影响纳税人的收益，其可以在税收上视为无效。换言之，对于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客观考量和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从英国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定义。

鉴于在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掌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辨别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第92条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47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1）滥用税收优惠；（2）滥用税收协定；（3）滥用公司组织形式；（4）利用避税港避税；（5）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对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行为的涉税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又在《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698号）中明确指出：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规定的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如果认为转让行为属于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从而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则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股权所得进行征税。

在税法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判断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是否负有纳税义务：第一，被转让的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第二，被转让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人员较少（或小），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第三，被转让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居民企业的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第四，被转让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如被转让企业符合上述情形，则很有可能被我国税务机关认定为“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定被转让企业的存在，非居民企业由此需承担纳税义务。

如今，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其与我国境内被投资企业之间插入一个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以实现避税的模式，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已经受到了直接的规制。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设立了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比如先设立一个BVI公司，然后在BVI下面又设立一个“导管公司”，然后境外投资者转让BVI公司，那么我国现行所得税法的规范效力或者规范的效果能否涉及到该外国投资者，尚值得商榷。当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中采有“实际控制者”的提法，但如何界定“实际控制者”在税法上并不十分明确，实践操作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中间间隔的层次越多，税务机关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也越大。因此，面对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有待于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立法和操作更加完善。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我国税法的理论探讨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于反避税的场合

在民商法上，法人格否认适用的领域主要是四个：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但在税法上，日本学者小树芳名认为将法人格否认具体运用到税法的什么领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法人设立无效的场合、法人的设立与经营仅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场合，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除此之外，都应该慎重。[11]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税务局和法庭会承认根据州法律赋予的公司的法律人格。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公司也会因为缺少实质而被否认其法人格，关键是看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公司越是介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它就越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交易而被否认其独立实体的地位。[12]因此，在反避税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有两个，即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