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2006年第一期)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蔡书芳
（西安市行政学院 710054 ）
摘 要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笔者拟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多问题的研究，着重辨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和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力图通过本文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关键词 荀子 礼法思想 礼法关系
荀子堪称先秦后期儒家泰斗，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长，是第一个将儒法合流的思想家。他一方面继承、发展和修正了儒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继承、发展和修正了法家的“法治”，并在新的封建基础上以“礼”为主，使礼、法统一起来，形成了“隆礼重法”的思想。从而为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荀子“隆礼”中的“礼”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礼”。传统中的“礼”是维护“宗法制”和“世袭制”的，而荀子的“礼”则被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重法”中的“法”也不同于法家传统中的“法”。传统中的“法”是指严刑峻法、暴力镇压，而荀子除提出了“法者，治之端也”的命题，把法看成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外，还提出了反对“以族论罪”的思想，这比法家的“族诛连坐”的思想显然高出一筹。
一、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荀子在《性恶》篇中指出“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显而易见，荀子所说的人性本原就是天生的“好利”“疾患”及其他的欲望，“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滋生罪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恶”是由人的“性情膨胀、发展而导致的，这就为政治控制必要性提供人性根据。荀子还从“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的思想推断出人是可以改变人性中恶的因素，人为地培养成善的本性。这就要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律手段来使人们改变恶性，既所谓的“化性起伪”。故此，“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荀子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欲望和情性才有可能导致邪恶，所以应该重教以化之，隆礼以节之，立法以禁之。
（二）“明于天人之分”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社会基础。
在荀子之前，有许多大儒先哲探讨过有关天人关系的一些问题，但既不系统也不明确。荀子则明确指出自然界万物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的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认为造成的，与天无关，因而要“明于天人之分”。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问题上一次理论性飞跃。“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明于阶级之分，这正是荀子提倡“隆礼重法”的社会基础。既然天人可以相分，阶级自然可以相分，人们分属于不同的等级或者群体，乃是普遍的现象。若是以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则有公卿、士大夫和庶人之别，犹如后来所说的奴隶主、自由民、奴隶等阶级；若以文化素养和道德为标准划分，则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贵族中有君子和小人，庶人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即使同为儒者也以不同素质和才能划分为大儒、雅儒、俗儒等；若以职业标准来衡量，全体民众则可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等等。每一个人总是分属于某一个等级或者群体。荀子认为，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组成群体，形成社会。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必须分工合作，各守本分；否则就会产生争乱，争乱就会导致穷困衰微。所以，为了明确和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就必须设立“礼”。而由于人性本恶，就必须制定带有强制性的“法”。使本恶的人性“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从而达到“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的目的。由此可见，荀子在哲学上的“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正是他明于分辨人的等级和群体，从而提倡以礼法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中的礼法关系
荀子“隆礼”中的“礼”首先是指区分人的等级的标准。“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阶级、等级的产生和演化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息息相关。在荀子的时代，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把它归结为圣王“分割等异之”。也就是说，古代先王用名分治理民众，用等级对他们加以区别。所以使民众有的人受到封赏，有的人受到贬罚；有的人俸禄优厚，有的人俸禄微薄；有的人安逸，有的人劳苦；并以此来维持其仁德的等级秩序。这些维持等级秩序的规范就是“礼”。而人的等级又是通过“礼”所规定的不同的穿戴不同的服饰，使用不同的乐器，居住不同的房屋来加以区分的。如天子穿戴杂红色的龙袍和礼帽；诸侯穿戴黑色的龙袍和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则仅戴白鹿皮的帽子。服饰不是为了美观而制作的，乐器不是为了追求音乐而造的，宫室台榭不是为了居住舒适而建的，所有一切都是用来辨别贵贱、吉凶、轻重的。“贵贵、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仪之序也。”（《大略》）。可是，食物、衣服、音乐、住所、家具都是人们生存的必备条件，“礼”制一方面节制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则依据等级提供制度保障。《礼论》云：“故礼者，养也”。无论是节制还是供给，都属于礼的范畴。所以，礼的本质就是社会等级制度。
荀子所谓的“礼”还是人的修养和情貌仪容的准则。正如《修身》所云：“礼者，所以正身也”。《礼论》篇则更明确地阐述了礼是人们修养的准则问题。如果不以礼为准则，不能严格遵循礼制，就称之为“无方之民”，而以礼为准则，严格遵循礼制，则被称为“有方之士”。思维能得礼的要领，称之为善于思想；行为能够坚持以礼为准则，称之为善于坚持。善于思想、善于坚持，在加上喜爱礼就是圣人。“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礼论》）。
荀子所谓的“礼”的最重要的本质是政府的规章制度和宫廷礼仪。这可以从“三礼”的主要内容上得到证实。所以荀子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但从阶级本质上看，乃是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将儒家的“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所谓改造，主要是取消了旧“礼”中的除君主嫡系以外各级贵族的世禄制，各级官员改由国君直接任免，从而加强君权。这样，荀子就把过去“”国“家”合一的一元化“礼”变成了“国”“家”区别的二元化的“礼”，原来“任人唯亲”的旧礼变成了“尚贤使能”的新礼。
关于荀子“重法”中的“法”。首先有清楚儒家也并非绝对不讲法治。如《吕刑》这一专讲刑法的文章，就被遍进儒家的经典之作《尚书》中。孔子也讲法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里仁》），孔子没有绝对的排斥属于法治范畴的“政”“刑”，只是认为两者比较起来，“”德“礼”更为优越而已。孔子还认为“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君子的心中一直以刑罚的尺度为行为准则，而小人是以物质利益为准则的。孔子对“法”的认识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些均表明刑法应当在礼乐的指导下施行，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以“刑”代替法，笔者认为应当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刑”是指刑罚，做使役动词解；而另一方面，“刑”应当是指“刑法”，即法度、法则之意。因而“法”字在《论语》中很少出现，而法家对我国法律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刑”和“法”分离，而且使刑专指刑法而隶属于法。“法”就被赋予了法律的意义。荀子秉承了法家的这一认识。《荀子》一节中用“法”字明显比《论语》多，可是讲到“礼”和“法”的关系时，基本同孔子的观点一致。如《修身》篇中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而又深其类然后愠愠然”。与孔子所云：“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荀子认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礼数制之”。（《富国》），这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另外，“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还是认为礼是高于法的。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使他能够对百家学说兼采众长。同时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事实，使荀子进一步认识到法制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所以，有时荀子“礼”“法”并举，有时又十分强调“法”。“法之经，礼与刑”（《成相》）“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常有，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篡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时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君道》）。
在《荀子》一书中讲的最多的是“礼”。荀子认为，“礼者，强国之本也”（议兵》），这表明他汲取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对“礼”作了新的诠释，经常把“礼”与“法”连用。他说：“礼者，节这准也。……礼空伦。（《致士》）“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就是说，礼是法度的标准，要按礼来规定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礼可以说是法权关系和伦理关系的总纲。在荀子那里，礼和法是一致的。有时，荀子的“礼”与“法”的含义是一致的。如荀子认为“礼义者，法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这里，荀子认为“礼”与“法”在治理国家方面是殊途同归的。有的地方，他有把“礼”与“法”加以区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礼数制之”。他主张把礼扩大到士，这与奴隶社会的“礼不下庶人”是不同的，但他认为对百姓必须用法律强制手段，则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总的看来，荀子所谓“礼法”或“礼义制度”就是指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
“礼法”之争和“王霸”之争相联系。在“王霸”问题上，荀子主张与孟子不同：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荀子则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强国》），完全实行礼法就叫王，不完全实行礼法就叫霸，而完全背弃礼法便要亡国。荀子并没有把王霸对立起来，而主张由霸发展为王，由“重法”而“隆礼”，把礼与法，德与力统一起来。荀子从当时齐、秦等国的兼并站中得出结论：“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就是说用武力兼并是容易的，但困难的是在于巩固兼并的成果。国家强大统一的形成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用礼，一方面用刑法。他说：“凝士以礼，凝民以政”、“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也就是说，治国的原则，在于遵行礼义与刑罚，君子用礼修知，百姓惧而安宁。彰明美德慎刑罚，国家既安定，天下又太平。可见，荀子已有礼法兼施、王霸统一的思想。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王、霸、道杂之的先河，从理论的演变进程来看，“礼法”以及“王霸”、“德力”之争由荀子作了批判总结。
三、“隆礼”“重法”的作用
《修身》中说：“凡用血气、志意、……国家无礼则不宁。”。所以，隆礼重法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把人伦关系格式化为政治关系。礼之于人、于事、于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所以提及的礼的作用，大体上可归结为：礼于人事管理、礼与经济管理等方面。
人事管理是礼的功能之一。《荀子》一书中很少讲到祭祀鬼神的事，即便有时提及宗庙、丧葬的事，那也是作为人事的一部分。而人的出生之礼、学礼、婚礼、祭祖之礼都属于人事管理的范畴。所谓“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而不宁”，其实都是指人事而言的。“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物，不能治人也；宇宙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荀子认为，天地是无法管理人事的，只有圣人才能制定礼仪，管理人事。“圣人”在荀子的观念中是最优秀的人，是能够制订礼仪制度的主体。《儒效》篇中对圣人做了极大的称颂。按照礼仪来管理人事的结果就是“君臣、父子、……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根据这些论述，也许可以说荀子所主张的礼仪治人事，是符合战国时代社会形式的新的礼义观。
理财为用，发展经济也是礼的功能之一。礼可以节制人们无限的欲望和保障符合等级制的物质条件，礼是制度，礼是规范，“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大略》）。所以礼可以理财为用。荀子认为商贾、百工如果能够“隆礼仪”，那么关市只征收微乎其微的赋税，各种合同、律令公正，这样商贾就无不敦厚而无欺诈行为。荀子的观点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但他认为这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现象，相信今后仍会出现。不管怎么样。荀子认为礼义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重法”的作用是荀子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古代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提出来的。荀子反驳这种论调，说：“人果真不犯罪了，那么肉刑确实也不需要了，而‘象刑’也就不需要了。如果社会上确实存在犯罪行为，那么以轻微的刑罚处罚严重的罪恶，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禁暴、恶恶”，如果采用“象刑”，就等于在宽恕罪犯。所以“象刑”并非产生于天下太平的上古时代，而是当今一些惟恐天下不乱、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来。对于此，荀子在《富国》中“严刑罚以戒其心”和《君道》中“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的论述都是表明其重视“重法”的作用的立场。
总之，荀子从“化性起伪”、改造人性出发提出了自己关于礼法的起源、关系、作用等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无怪乎汉代大儒董仲舒“作书美公卿”，郭沫若指出，“汉代儒家总汇百家而荀子实开其先河”。荀子的确是一位以儒为主，使得儒法合流；以礼为主，使礼法统一的先导。
参考文献
（1）孙安邦著 《荀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1版
（2）马小红著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45、49页
（3）冯契著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史》（上）第四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279—281页
（4）徐复观著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主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54页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制止向企业摊派的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负担，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加于企业的财力、物力、人力负担，以及强制企业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均为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
第三条 任何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部队、垄断性行业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不得利用职权、工作之便，或以其他方式，增加企业负担。

第二章 禁止向企业摊派
第四条 禁止以下列手段向企业摊派：
（一）超越、滥用管理权下达指令性计划并强令企业执行。
（二）违反规定，强迫企业投资立项。
（三）截留、无偿调拨企业留用资金，或平调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获得的收入。
（四）未经国务院或国家计委、财政部和省政府或省物价、财政部门审批，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超出收费范围、变更收费办法要求企业交费。
（五）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及省政府公布的目录，擅自设置罚没项目、提高处罚标准、扩大罚没范围，要求企业交纳罚款，没收企业财物。
（六）违反国家和省的规定，从企业集资。
（七）违反自愿原则，以各种名义强制企业赞助、资助、捐献财物。
（八）以各种借口向企业摊派或要企业报销应由本单位和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或将应由本单位承办的各种社会活动交由企业承办。
（九）以低价或象征性付款形式购买、赊购或者采取以旧换新、以抵档换高档、以贱换贵等方式变相侵占企业产品、商品和其他物品。
（十）长期无偿调用企业工作人员、劳动力和无偿占用或借用企业财产。
（十一）要求企业接受企业不需要的资产，或者强制向企业推销不需要或质次价高的产品、商品和其他物品。
（十二）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行要求企业购买各种奖券及有价证券。
（十三）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要求企业订阅或购买报刊、书籍、年历、音像制品、刊登广告等。
（十四）违反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强制企业参加各种保险。
（十五）强行要求企业参加各种征集财力、物力、人力的节庆活动、大奖赛以及各种收费性的活动。
（十六）向企业索要礼金、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信用卡，或违反规定要求到企业兼职取酬。
（十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并收取费用。
（十八）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将行政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到所属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或以服务为名向企业摊派。
（十九）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五条 有关单位收费、集资的，必须按规定或经过批准的范围、对象、标准和程序进行，并出具允许收费或集资的有关证明，使用财政票据。
第六条 罚没项目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对象、标准、程序执行。新设定罚款项目，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七条 在企业集资必须坚持自愿、受益、有偿、适度、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设立集资项目，应由本级计委、财政部门会审，经当地人民政府复核，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宣传企业商品的广告性赞助，必须认真执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广播电视赞助活动和赞助收入管理暂行规定》。
第九条 严格控制社会团体向企业征收各种会费。凡未经民政部门认定许可的社会团体，一律不准征收会费。经批准认可的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标准按民政部、财政部民社发［1992］27号《关于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要求企业提供捐赠的，必须是用于兴办社会公益救济性事业。发起单位必须有明确的组织方案，提出书面报告，报请当地政府审核后，报上一级政府审批。
企业赞助、资助、捐赠的款项只能从企业税后利润中开支。
企业可视承受能力，经职代会讨论后，自行决定是否支付经批准的捐赠款项。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可委托经委会同财政办理捐赠项目申请的审查、上报、批复等具体事项。
政府批准以捐赠形式向企业筹集财物的批文，应抄送同级审计、监察、经委、财政等部门，以便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经批准以捐赠形式向企业筹集的资金，主办单位应设立专户入账，专款专用。捐赠项目必须接受审计监督。
第十三条 各级执收执罚单位应坚持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原则，不得坐收坐支，不得同本单位及其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
第十四条 各地和各单位对涉及增加企业负担的文件，应进行认真清理。凡无规定依据或者未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出台的项目，应一律取消。
第十五条 实行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报告制度。对各种摊派，企业在接受摊派前应向监察、审计机关报告。监察、审计机关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在五日内向报告企业和被告单位作出明确答复。对监察、审计机关作出的答复，有关单位应当执行。各级企业主管部门应将执行
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报告制度的情况，每半年向上级企业主管部门和监察、审计机关报告。
第十六条 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企业有权拒绝。拒绝无效时，可向监察、审计机关检举、控告，并要求处理，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请求赔偿。
企业对收费、罚款、集资性质不明确的，应分别向财政、物价、计划部门报告，并请求答复。有关部门在收到报告之日起15天内不作答复的，企业可视为增加负担的摊派，并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审计、监察机关负责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问题进行检查、监督。监察、审计机关收到检举、控告后，应在30天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属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应按本规定及时处理。

第四章 奖励与惩处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进行检举揭发，有关单位不得打击报复。对检举揭发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有功单位和人员，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 经确认属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行为的，监察、审计机关应立即通知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停止执行，并限期退还企业。期满不退的，由审计机关通知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的开户银行从其存款中扣还；收取、侵占或罚没的财物已无法追回时，可通知有关部门扣缴相当于所增加负
担价值的款项，或采取其他经济补偿措施。
第二十条 对追回的增加企业负担的摊派的财物，属于企业已经报告或控告的，退还被增加负担的企业；企业未举报或未控告的，一律上缴财政。
第二十一条 对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按其增加负担数额处以20％以内的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相当本人1至3个月标准工资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单位和人员的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第二十二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个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责任人员对审计、监察机关作出的经济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15天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实施处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二十四条 企业对增加负担的摊派行为不加抵制或默许造成后果的，视为企业法人的渎职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企业领导者乘机以企业财产换取私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有关问题，由省监察厅会商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9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