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案的电话答复

1987年12月16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你院请示的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经研究，现电话答复如下：
我们基本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倾向性的意见，即观海一路10号的四间自住房，属李淑安、王景斋所共有。李淑安病故后，对自留的四间房屋，可按先析产后继承原则进行处理。在具体分割时，要考虑子女们对被继承人所尽义务的多少以及房屋的结构，长期使用状况等因素，妥善处理。

附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 （86）鲁法民字第6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诉王景斋继承一案，自1975年以来，先后经第一、二审多次处理，至今没有了结，主要是对如何处理意见不一致。为慎重起见和正确执行政策，在判决前特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请示，现将该案的主要案情及第一、二审和我院的初步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原告：王安贵，女，50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市黄海制药厂技师，住青岛市观海一路10号。
原告：王银霞，女，52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现在山东聊城农科所工作（委托王安贵代理）。
原告：王风霞，女，61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台西一路托儿所退休工人。
被告：王景斋，男，48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市邮电局干部，住青岛市观海一路10号。
委托代理人：刘柏林，青岛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原、被告系姐弟关系。其父王兴周于1949年病故，遗有青岛市台西三路128号房屋72间，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王兴周有法定继承人6名，即，妻李淑安，前妻儿子王阳斋（在原籍，1980年病故），长女王风霞，1945年出嫁，次女王银霞，时年15岁，三女儿王安贵，时年13岁，儿子王景斋，时年10岁。王兴周故后，继承人对遗产未分割。李淑安与王银霞、王安贵、王景斋一起生活。1952年房地产登记时，王银霞（时年19岁）和王翠霞（即王安贵，时年17岁）向房产登记机关出具放弃继承的证明。“观海一路10号的房屋的产权归弟王景斋继承（现在否认）”，于是台东三路128号的72间房屋由李淑安继承登记，观海一路10号的12间房屋由王景斋继承登记。并分别于1953年4月14日和1953年6月30日在青岛日报公告，一个月后无异议发给房产证。
1958年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台东三路及观海一路的两处房屋均符合改造起点。因此，房管机关以两个房主一个家庭只留一处自留房的原则，根据王景斋的申请（李淑安没有申请），经房管部门批准，按三口人（李淑安、王安贵、王景斋）给留观海一路10号住房2间、厨房一间，储藏室一间，共42．96平方米作为自留房，余者全部改造定息全家共同享用。
1959年其母李淑安患病，当时王银霞、王安贵均在外地工作，王景斋在济南上大学，为照顾其母，姐弟三人共同商量，让王安贵辞职回青，将户口迁回青岛，落于观海一路10号居住至今。1962年1月18日李淑安病故，1966年10月王景斋让王安贵申请将房交公，从此王安贵按月交纳全部租金。1968年5月因姐弟二人闹矛盾，经市南房办，派出所及街道办事处将房屋分开各自交房租，1974年6月王景斋从外地调回青岛工作后，即享受房租补贴，并交纳全部房租，直至1981年私房发还。
1975年2月王景斋以王安贵不纳房租，撵其搬家倒房为由起诉法院，市南区法院于1976年12月25日判决后，王安贵不服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7年5月14日判决，对一审判作了部分改判。第二审判决后王景斋提出申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认为：原第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标的不明，适用法律不当，于1980年5月27日以（79）民监字第3号撤销原第一、二审判决，待此房落实政策后，自行协商解决。
1980年12月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向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依法继承其父母遗产。区法院受理后，经审理于1980年5月27日判决，以1952年房产登记时原告出具证明同意将观海一路10号的房屋归王景斋继承。1958年的自留房是给房主王景斋留的，此房不属遗产。将原告起诉驳回，原告不服上诉中院，中院于1983年1月22日以原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发回重审，并附内函一份。市南区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
1．1952年房产登记时，王安贵、王银霞对产权已放弃继承，后来知道产权转移也没有主张权力，应视为放弃，因此，登记是有效的。
2．1958年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房主改造，自留房是给产权人留的，因此，自留房的产权仍属原房主所有。
3．根据青岛市房产局（84）青房管字第4号复函精神，观海一路10号的自留房，是给房主李淑安和王景斋留的，产权各有一份。因此，应先析产后继承。
4．继承份额的确定必须根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义务大小和居住情况而定。据此，市南区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
①观海一路10号原王景斋、李淑安的自留房四间，其中13．65平方米一间及7．05平方米厨房一间（留出去厕所的公用走路）归王景斋所有；17．97平方米一间及4．29平方米储藏室一间属李淑安之遗产。
②李淑安遗留的二间房屋，储藏室一间由王景斋继承；17．97平方米房屋一间由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三人继承（王安贵40％、王银霞30％、王风霞30％）。


③厕所、走廊、阳台公用。
市南区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几经反复没有处结，为了慎重起见，除向中级法院汇报外，并向省高院写了请示报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之后，进行了多次研究，大多数同志认为，双方所争执的房屋，应全部作为遗产处理。其理由是：①房屋更名时，违反了婚姻法关于男女都有平等继承的原则；②放弃房屋继承的证明不实；③其母李淑安无权处理二个女儿的财产。但个别同志则认为：鉴于历史情况，觉得市南区法院的处理意见是可行的。
省高院阅卷后，进行了多次研究，鉴于此案的历史复杂情况，我们的处理意见是：①1958年私房改造留房是给三人（李淑安、王安贵、王景斋）留的，应归三人共有，其母那一份作遗产处理。在处理份额上，因王安贵对其母尽的义务最大，理应多得一点；②双方所争执的房屋全部作为遗产处理。
以上两种意见，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当否，请指示。
1986年7月29日

附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的补充请示报告 （86）鲁法民字第6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王安贵、王银霞、王凤霞诉王景斋继承一案，我院于1986年8月份派人向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汇报（有书面报告）。在听取汇报时，提出几个问题让我们再予补充。现将补查的情况和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最高法院提出几个问题的查对情况：
1．关于1952年办理房产继承登记时，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是否知道此事，他对此事的态度如何？经查，王阳斋（1980年病故）的三个儿子一致表示：他们虽然不知道1952年办理继承一事，但表示不参与诉争，愿意放弃继承。
2．李淑安前夫之女王凤霞是否知道1952年办理继承一事，她对此事的态度是什么？经查，王凤霞说，因她早年结婚，婚后常年住在婆家，很少回娘家，所以，不知道此事。但主张继承其父母的遗产。
3．关于对王安贵、王银霞1952年有无图章一事，经询问王安贵、王银霞均称：自从上大学时，为了提取家里捎给的物资才刻的图章，使用至今。另无其他图章（无旁证）。
二、省院审判委员会对此案的处理意见
自高院汇报回来后，根据高院的指示精神在庭内进行了讨论，为了慎重起见，又向院审判委员会作了汇报。审委会的处理意见是：
1．有的同志认为：1952年办理继承登记时，由李淑安作主，将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归王景斋一人继承，剥夺了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李淑安前夫之女王凤霞的继承权的作法是违背法律的。因此，不应予以承认，应将现在所争执的四间房屋全部作为其父母的遗产处理。
2．绝大多数同志认为：（1）1952年办理继承登记时，王银霞，时年19岁，正在大学读书。王安贵，时年17岁，正在青岛中学读书。而且此事已于1953年4月14日和1953年6月30日两次在青岛日报上公告，一个月后才办理的手续。即使当时是由其母作主办理的，但28年来从无一人提出任何异议；到1980年姐弟闹矛盾时，才提出否定自己的声明，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应视为有效。（2）根据青岛市房管局（84）青房管字第4号复函精神，观海一路10号的自留房是给房主李淑安、王景斋留的，房产各有一份。这个意见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1982年4月5日（82）民他字第7号“关于私房改造时留给房主自住房产权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精神的。鉴于历史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情况不易查清。尽管当时李淑安办理此事时，没有把其夫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和她前夫之女王凤霞考虑在内，即将台东三路128号房屋72间落在她自己的名下，又将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落在王景斋的名下。虽有不妥，但已成历史事实。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同意第一审法院的处理意见。即：将观海一路10号的四间自住房，归王景斋和李淑安所有。按先析产后继承原则处理。在继承的份额上可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义务多的三女儿王安贵。
以上处理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7年4月27日


略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初看这似乎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宪法有时在扮演着十分无奈的角色，变得是什么都管却什么都管不着。于是就有人认为，违反宪法不是违法，无须受到法律惩罚。有的法院对涉及宪法的诉讼以没有可以适用的法律而不予立案。因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宪法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宪法在我国应该居于所有法律法规的顶峰位置，应该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拘束力和强制力。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的工具。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应该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拘束力和强制力，而且这种拘束力和强制力应该比其他法律更为强烈，应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违法，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基本法、最高法或最高法规等，并用专门的条文或专章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性质。我国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宪法的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1]。
我国宪法与一般法律比较起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而一般法律只是规定国家生活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刑法和民法。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制定的根据，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根本的活动准则。三、宪法具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如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而法律的修改只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即可。四、宪法集中地概括表现了国家的立法精神和法制原则，是所有一般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基础。一般法律只是从某一方面反映立法精神和法制原则。所有这些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所独具的，一般的法律是不可能具有的。宪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宪法是立法工作的法律基础，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例如我国《刑法》和《民法通则》都明确规定，它们是以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另一方面，一般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内容，不能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否则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废除或修改。宪法不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应当具有最直接的法律效力。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它的直接法律效力无论从其内容还是适用的对象上讲，都应当比其他一般法律更具有广泛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宪法所具有的直接的法律效力往往被否定，宪法只是一种摆设。
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被否定，主要原因是宪法规范比较原则化。但是，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客观上是具备的。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宪法的各项规定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如有关自治区的设立及自治区法律的制定等。二、宪法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具有直接法律上的约束力。如宪法第九条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三、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和职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尽管在有关法律中也有同样的规定，但从法律依据上来说，它们直接来源于宪法。如选举法中关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直接来源于宪法的规定。这些都直接说明，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不可否定，如果否定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那么就会使宪法的各项规定，例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失去应有的宪法保障。当然，要保证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直接法律效力，必须使宪法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使宪法具有规范性、完备性、科学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要发挥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保证其贯彻执行，否则，宪法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法律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加强实施宪法的法律保障，首先要保证在立法工作中能贯彻宪法的有关精神。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具体的立法使宪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那么宪法真正会成为“空头宪法”。因为它无法对某些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因此，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具体立法，如《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具体法律的立法工作。其次，在立法工作中要保证一切法律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现在已经有的大量法律、地方性法规和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中，应该肯定，大多数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律精神和法制原则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如2001年7月3日人事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中规定要成为警察“男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70厘米，女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60厘米，南方部分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商录用主管机关同意，男性身高可放宽至168厘米，女性身高可放宽至158厘米”这个规范性文件就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带有明显的身高歧视。这个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已经否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同时，为了保证宪法的实施，实现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还必须发挥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机关的作用。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责任。因此，人民检察院在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人民法院在运用刑民事法律法规审理具体案件中，对维护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的规定方面，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能否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由于宪法未明确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单独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确实是行不通的。而在民事案件中涉及到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受到侵害而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应当是可行的。但是，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被当成“法宝”高高祭起，法院在遇到涉及宪法权利的案件时往往讳莫如深,甚至一些法院拒绝受理。在具体实践中，宪法没有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引用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及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而没有将宪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法律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2]。由于对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认识不足，我们选择了适用法律而虚置宪法，造成了“以法凌宪”的现象。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完全错误，有悖法治基本原则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法院主动作出的，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中认为，宪法是“我国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但“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也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外。虽然有人认为，1955年“复函”仅仅说明宪法不能论罪科刑，不能由此得出宪法不能在法院适用的结论，[6]（21页）但是，这仅是逻辑推论。1986年“批复”则更为明确，无论刑事还是民事判决，宪法均被排除在引用的范围外，而事实上：除了宪法中有关选举的规范外，[6](154-158页)各级法院数十年来在所有审判活动中均未适用宪法。这意味着法院在裁决中的分析论证过程也不以宪法的规定或宪政理论作为立论的依据。我国宪法虽?
凰凳枪?业母?痉?但实际上是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就是在大张旗鼓的送法下乡的活动中也基本上看不到宪法的身影。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的进程随着堪称中国宪法第一案的山东高级法院对齐玉苓的终审判决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国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直接法律效力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撩开了一线面纱。因此，宪法制定后，需要有一定的国家机关从各方面去保证它的遵守和执行，对违反宪法的行为坚决进行严肃处理，必要时给予法律效力。宪法至上，宪法是根本法只能变成欺骗公民的口号。同时，也会降低一般法律的效力，因为根本法都保护不了的利益，一般法律还能有多大的作为？
为了维护宪法的根本法的地位，发挥其最高的直接的法律效力，就应该明确宪法在诉讼中的地位，让其真正以法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宣言或者口号的形式出现。宪法的最高法、根本法的形象也只能在司法实践中树立。这种形象的树立用口号是无法实现的。这正印证了中国的古话“百闻不如一见”。
因此，宪法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地位的确立，不仅需要宪法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关系和本身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而且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其在生活中得到遵守。在司法实践中让百姓看到宪法真正是一部法律效力高于其他一般法律的有用的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宪法真正起到国家的根本法的作用。


浙江省天台县城关赤城路８０号 潘哲锋




参考资料
[1] 宪法权威论略 谢维雁
http:// www.law-lab.com/lw/导入
[2]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
——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黄松有 人民法院报〈 法制时代周刊〉2001.8.13
[3]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宪法学家热烈畅谈：增强宪法观念 推进依法治国
人民法院报
[4]论宪法的权威
——纪念宪法颁行二十周年
肖扬 人民法院报 2002.12.4 第话?
[5]学者谈宪法
人民法院报 2002.12.4 第三版
[6] 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