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自侦案件
内容提要: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技术侦查，也称为技术侦察、技侦手段或行动技术手段[1]，简称为“技侦”，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对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的习惯性称谓，根据立法定义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技侦手段作为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却又鲜受立法规制的一类特殊侦查手段，在今年正在积极推进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变动而备受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历来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此轮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非如何保障基本权利、落实法治原则，而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技侦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就立法焦点偏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仅就目前的立法讨论焦点问题展开论述。首先分析目前法律规范中关于技侦权配置的规定与实务中检察机关运用技侦权的基本状况，其次将梳理赞同赋予检察机关技侦权的各种主张，最后将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技侦权立法中应当承担的职能以及合理的技侦权配置模式。

一、技术侦查的界定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3]。这一立法定义不仅从内涵上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技术侦查，而且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技术侦查的具体类型。从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单纯具备秘密侦查的特点，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辅助的各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乔装类侦查手段以及单纯使用人的视力进行的监视或人力跟踪等；同样，单纯具备技术性要求，但不具备秘密性特征的侦查手段也并非实践与立法中所指称的技术侦查，比如现场勘查设备、测谎仪、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等，在侦查实务中被称之为“侦查技术”、“刑事技术”。具体而言，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

1．电子侦听，也称之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比如在办公室、家中安装窃听器进行的窃听。此类窃听手段与对电话的监听不同，后者是对电信通讯内容的截取。

2．电信监控，即对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记录等通讯形式进行获取，对通话记录的获取与电话监听所针对的获取通话内容是被区别对待的两种侦查手段。

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视、跟踪与定位。

4．邮件检查，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最近也开始发展为对物流的包裹、快递进行秘密检查。

5．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搜查提取结束后相对人并不知悉该搜查行为已经发生。

6．外线侦查，是指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性手段。[4]

7．网络侦查，网络侦查是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与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侦查相似，在具体手段上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对邮件通讯及其他互联网文字、声音、图像通讯的截取、对储存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秘密调取、对上网轨迹、上网地址进行查询、定位等均为网络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二、检察机关技侦权配置的规范性依据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技侦手段的使用尚无法律依据。虽然《宪法》第40条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条款中[5]，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然而宪法条文所要求的“法律程序”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中加以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权依然缺乏法律依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与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措施”[6]。也就是说，现有法律规范将技侦权授予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虽然有宪法的概括性授权，但由于可供执法的法律文件阙如，事实上自侦案件中技侦权的使用并无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主张将技侦手段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点或者说主张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使用技侦权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职务犯罪自身的特点如高智能、极强的隐蔽性等，使得职务犯罪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隐形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一样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突出问题，因而存在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其二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缺乏技侦手段的支持，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另一方面既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大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其让纪检机关承担侦查职能，并大量使用“两规”、“两指”措施，还不如赋予检察机关采用技侦手段的权力，采用法律之内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三，长期以来认为“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的政策不允许在职务犯罪中使用技侦手段是错误的看法。“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是指在党内路线、政治斗争、派别斗争和调查违纪案件中，不准搞技术侦查，而不是指共产党员实施职务犯罪之后，因为其是共产党员而不得对其搞技术侦查。对于犯罪分子是共产党员就不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无异于给他们以特殊的保护，这不仅会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其四，从侦查对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借用”机制也存在诸多不便，由于侦查对象中包括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犯罪主体身份特殊，侦查此类犯罪需要高度保密，严格控制侦查工作的知情面，而检察机关借用其他机关手段办案，必然扩大知情面，不利于办案保密[15]。当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由与犯罪嫌疑人同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控、录制，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某种程度上对侦查活动产生影响[16]。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时，检察机关再委托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对本系统的人员进行监控，其客观性与独立性值得怀疑。其五，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享有独立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负责同志的粗略测算，假设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增设技侦部门，则共需要在415个单位建设相应的设备、增加大约4150名工作人员，而每个建设单位购买与维护技侦设备需要200万元投入，总计投入8个多亿，人员与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是很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7]。

四、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应有定位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定位应为技侦权的监督角色，在自侦案件中可以拥有决定权，甚至是审批权，但不应当享有执行权。理由如下：

（一）技侦手段极易滥用于政治斗争与党派斗争

长期以来受“党内不得搞技术侦查”政策的影响，加之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有权使用技侦手段，对于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常见。实务当中，反对将技侦手段适用于官员与党员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技术侦查的使用将引发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局面，损害同志关系，损害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沦为帮派分子搞政治斗争的工具。[18]应当说司法实践的实例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上的担心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1月，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发生的县公安局政委随意命令电话监听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主任事件[19]，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监听等技侦手段存在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无独有偶，2007年7月，陕西咸阳三原县也发生了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工作谈话进行非法监听的事件[20]。这两例监听手段滥用的实例既说明了目前技侦手段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印证了技侦手段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历史教训。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0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绿化建设
第三章 绿地和树木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绿化管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优美、清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城市规划区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管理是指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地和绿地以外的树木、花草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其中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共绿地：供群众游憩观赏的各种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游园、街心绿地、街道及通过市区段的公路两侧的绿地及其设施等。
（二）专用绿地：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居民庭院的绿地。
（三）生产绿地：为园林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绿地。
（四）防护绿地：城市中用于隔离、卫生、安全等防护目的的林带和绿地。
第四条 城市绿化管理要贯彻为经济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实行统筹规划、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对城市绿化建设、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领导，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和绿化质量。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
绿化城市，人人有责。居民要履行绿化义务，积极植树、种草、栽花。所有单位都要搞好本单位的环境绿化，积极参加城市绿化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爱护和维护绿化成果和绿化设施，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或控告。
第七条 省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省城市绿化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工作，其所属的园林管理机构负责城市绿化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
各级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
（一）执行有关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方针、政策；
（二）负责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制定本地区年度绿化计划；
（三）负责指导、督促、检查城市绿化工作；
（四）负责城市绿化先进单位资格审核工作；
（五）查处违反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绿化建设
第九条 城市绿化建设应以栽培植物为主，实行乔木和灌木、常绿树和落叶树、树木和花草相结合；平面和垂直绿化相结合。园林建筑小品及其它设施应布局合理、建设适度。
第十条 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城市绿化规划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要加强本单位的绿化建设。具有专用绿地的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绿化规划，其中有专用绿地5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绿化规划要报当地园林管理机构备案。
单位和个人要利用本单位或个人的庭院的空地和零星土地植树、种草、栽花，提倡利用空间发展垂直绿化。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必须按本条例规定进行绿化建设。新建生活区的绿化用地，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旧城改造区的绿化用地，应不低于总改造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经批准的零星插建单体建筑的绿化用地，应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新建生活区、旧城改造区内
的居民住宅区，必须按规划建立供居民游憩的公共绿地。绿化用地面积因特殊原因达不到标准，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按所缺绿化用地面积，交纳易地建设城市绿地资金。其标准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城市规划部门在编制小区建设规划时，应按前款规定确定绿化位置和绿化面积。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新建生产区、旧城改造区以及其它大中型建筑的绿化工程设计，必须与建设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有关部门审查建筑设计方案时，其中绿化工程设计必须征得同级园林管理机构的同意。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中的绿化工程，必须按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施工，绿化工程必须在主体工程竣工后第二年度绿化季节结束前完成。竣工后，申请园林管理机构验收。
第十五条 新建生活区、旧城改造区和零星插建单体建筑绿化所需资金，由建设单位承担。
绿化资金列入建设的总预算，并按照建筑面积提取。其提取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有植树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完成城市植树任务。
第十七条 城市园林苗圃、花圃、草圃用地总面积不得少于建成区面积的百分之三。
苗木培育要以乡土优良树种为主。
第十八条 园林管理机构应当开展园林植物育种、引种驯化工作，丰富城市绿化植物材料。

第三章 绿地和树木管理
第十九条 园林管理机构和其他城市绿化管护单位要加强树木花草的保护工作，防治病虫害，提高成活率、保存率。
第二十条 城市绿地和树木，按下列分工进行管理：
（一）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游园、街心绿地、街道两侧绿地和树木，由园林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二）城市内铁路、市郊公路两侧和河渠两岸的绿地和树木，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三）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包括生活区）的专用绿地和树木，由有关单位自行管理；
（四）小巷绿地以及街道办事处建设的小型游园，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
新建生活区、旧城改造区绿地和树木的管理办法，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一条 城市公共绿地、生产绿地和城市规划中预留公共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改作他用。但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
因国家建设铁路、公路、机场及军事设施需要，必须使用公共绿地、生产绿地、城市规划中预留公共绿地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后方可施工，并须补偿同等面积、同等质量的土地和重新建设的费用。
第二十二条 因特殊工程需要临时使用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的，施工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报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与当地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修复绿地协议，并按工程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应按使用、修复绿地协议的要求修复绿地，并申请园林管理机构验收。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树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在城市绿地上挖坑、采石、取土；
（二）在城市绿地上堆放物料、沙石，倾倒废弃物，停放车辆；
（三）在城市道路两侧绿地内设置摊点等；
（四）在公共绿地、生产绿地内放养禽、畜；
（五）在树木和绿化设施上拴牲畜、搭挂或晾晒物品；
（六）攀折树木、采摘花草、践踏草坪；
（七）其他。
第二十四条 凡园内有从事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的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游园等，必须编制经营活动布点规划，并报上级园林管理机构批准。进入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游园从事经营活动的，必须经园林管理机构按照布点规划批准后，方可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在园内经营，必
须服从园林管理机构的有关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和移栽城市树木。确需砍伐移栽的，必须按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审批程序进行审批。砍伐成龄树二百棵以上的，须经省人民政府审批。但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除外。
砍伐树木者应按规定在园林管理机构指定地点进行补栽。
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树木，砍伐者须按规定给予树木所有者补偿。
第二十六条 因建设施工确需修剪城市树木时，须经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按规定给予补偿。因维护电力、通讯、电车线路，确需修剪树木时，按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线路管护单位与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协商解决或由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应及时报告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七条 禁止损伤和砍伐古树名木，禁止擅自采摘古树名木果实、种子。因特殊原因需要砍伐古树名木的，必须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中的古树名木，为国家所有，由园林管理机构建档、造册、设置标志，实行重点保护、统一管理。城市中生长于公共场所的古树名木，由园林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散生于各单位范围内或私人庭院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居民负责养护，园林管理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树木，必须及时砍伐、更新。树木属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树木所有者应及时报告园林管理机构，并根据园林管理机构的要求进行砍伐、更新。
（一）树龄已达到更新期或自然枯死的；
（二）有严重病虫害无法挽救的；
（三）严重枯朽或倾斜，妨碍交通或危及人身、建筑物以及其它设施安全的；
（四）因其他自然原因需要砍伐或更新的。
第二十九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体经营单位，要按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范围，对门前人行道上的树木、花草进行养护。因管理不善，造成树木、花草死亡的，管护者应负责补栽。
第三十条 引进种苗必须进行检疫，不符合检疫标准的种苗不得引进。珍稀和濒临灭绝的苗木及其种子资源的交换、引进，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和批准的绿化用地面积标准进行绿化建设的，按所缺绿地面积责令限期补建；逾期不补建的，按所缺绿地面积收取五倍易地建设绿地资金。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按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绿化建设的或绿化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补建或重建；拒不补建、重建的，收取重建、补建所需费用两倍绿化资金。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完成植树任务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逾期不补栽的，除按有关规定收取补栽费用外，并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占用绿地或改变绿地用途的，责令限期退还和恢复绿地，并按占用、改用绿地面积加倍收取绿地建设费，对主要责任者和批准者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逾期不执行的，可视其情节，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予以罚款，直至拆除建
筑物。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临时使用绿地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和补偿损失，对情节严重的，可并处造成损失金额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之一的，视其情节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或恢复原状。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园林管理机构没有编制经营布点规划或不按照规划审批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对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对未经批准进入园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园林管理机构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活动。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符合条件的，责令补办手续，并按砍伐（移栽）树木总价值二倍处以罚款；对不符合条件的，按砍伐（移栽）树木总价值十倍处以罚款；对违反有关规定擅自批准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擅自修剪树木的，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砍伐古树名木的，视其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损伤古树名木的，视其情节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擅自采摘古树名木果实、种子的，视其情节处以一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经授权的园林管理机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易地建设绿地资金、绿化资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由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指定的园林管理机构收取。但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罚款、没收的收入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城市绿化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古树名木是指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省内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条例相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199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