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

通常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主张权利提起诉讼的是未成年的子女，而被主张权利者则是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未成年人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行为能力，故其在提起诉讼时必须要有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具体的做法是，以未成年的子女作为原告，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则列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则列为被告。但这种通行的作法实际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首先从法定代理人的角度看，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未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父母双方均是子女即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这样，父母及子女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混乱。特别是在现实中，有父母双方均不对子女尽抚养义务，而子女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形存在。这时若未成年子女将父母双方或一方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则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该如何确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诉讼中的地位又该如何列明，就成为一个问题。

其次从庭审过程来看，这种作法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一般的抚养费纠纷案件，都是基于离婚这一事实基础而发生的，且提出增加抚养费的理由，一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提高了，二就是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经济状况不佳，不增加抚养费则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将无法得到保障。基于后者，因原告为未成年人，不出庭参加庭审，代为出庭的父母中的一方，在庭审中涉及离婚的有关问题和未成年子女父母经济状况及对子女抚养的责任分担时，同常会以第一人称陈述相关事实并发表辩论意见。甚至就离婚过程和财产分割问题，而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混淆了原告和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区别，使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成为原告之一，有其独立的诉求。使子女与父或母一方之间的纠纷，演变为子女的父母之间的纠纷。这种纠纷的内容与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之间身份的不对称，使得庭审经常打断而无法正常进行。

再从诉讼利益方面看，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通常是随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其生活和学习总是需要相当数额的费用，这些费用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父母双方曾就抚养费的承担数额达成的协议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数额，经常无法满足子女因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生活、学习费用。但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的标准，通常不会因未与其共同生活的一方给付的抚养费较低而维持原来的水平。这种抚养费给付数额在一定期间的确定性，与社会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发展，子女生活、学习费用的不断变化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此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就面临着选择，即要么要求另一方提高抚养费的给付标准，要么由自己承担因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的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由此可见，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若不能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增加给付的抚养费，其实质上是增加了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负担，是对对方经济利益的损害。故在这种情形下由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提起增加抚养费的诉讼，则体现了对其自身利益的保护，理应获得法院的支持。

最后从法律规定看，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由此可见，抚养费纠纷案件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由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诉讼解决。二是由未成年子女向父母一方或双方提出额外的抚养费要求。对于因前者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父母双方自可成为当事人，而无须父或母一方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向另一方主张抚养费。或者可以说只能由父或母一方提起诉讼，而不应该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抚养子女，即便是在父母离婚后，都是父母共同应尽的法律义务。由子女的父母作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正是体现了这种对子女共同抚养的精神。若以子女名义提起诉讼，要求另一方给付或增加抚养费，则不能体现这种父母对子女共同的抚养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而且只能由父或母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对对方提出诉讼，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因后者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区别于前者，建立在父母双方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无法满足或维持子女正常的生活、学习需要，或因重大疾病等而需要额外支出费用的前提下。此时纠纷双方应为子女和父母，因为原有的抚养费承担的协议，是由父母之间协商达成的，其各自承担的份额的约定对子女并不具有约束力。而法院对抚养费的判决，也只是针对父和母之间就子女抚养费分担的纠纷作出的，亦不具有对子女的约束力。未成年子女基于法律的规定，有权要求父母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承担全部的抚养费。故此时应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针对这种父母双方的利益与子女的利益均对立的情况，在诉讼中由法院为未成年子女在其它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应较为妥当。而不应当然地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为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综上所论，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诉讼操作的方便性来看，对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将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确定为原告，而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列为被告，不但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便与诉讼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这里所说的“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指的是子女自己提出额外的合理的抚养费之外的，应由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的抚养费纠纷案件。而对子女自己提出的，父母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之外额外要求的抚养费，则可称为特殊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对这类案件，则可列子女为原告，由法院在其父母之外的近亲属中指定一人担任其代理人参加诉讼。

辽河油田法院 王小卫


行政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经济桥律师事务所接受邹平县玉泉化工有限公司诉邹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焦方进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诉讼一案中第三人焦方进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由于自从申请工伤认定至今，一直由代理，因此对案件的情况非常清楚。刚才又参与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对本案事实与适用法律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被告作出的（2005年）邹劳工伤认55号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一、被告该工伤认定结论，未超过邹复决字（2004）第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限定的日期。
1、关于作出期限。该工伤认定结论的作出时间并未超过期限。
邹复决字（2004）第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05年3月14日作出，3月 日才送达被告。一个月的期限应从送达被告之日起算，被告于2005年4月14日重新作出该工伤认定结论，未超出一个月的指定期限。何况，根据《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第36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结果报送行政复议机关备案。法律、法规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此规定法律、法规并未授权复议机关指定期限。因此，该工伤认定结论的作出时间并未超过期限。
2、关于送达期限。被告对该工伤认定结论的送达时间合法。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工伤认定决定送达工伤认定申请人以及受伤害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被告于2005年4月30日送达原告，未超过20个工作日的法定送达期限。
因此，该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作出与送达期限，均合法有效。　
二、被告对原告的送达也符合法律程序。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认定法律文书的送达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可见，被告在原告拒绝签收的情况下，适用留置送达方式，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三、 该工伤认定，申请主体正确合法。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１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可见，工伤工伤认定申请的主体，不仅是工伤职工本人，还包括直系亲属，甚至工会组织也有权提出申请，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职工的工伤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作了解释：“工会组织，还包括职工所在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以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的各级工会组织”。本案，申请人焦玉乐是工伤职工焦方进的儿子，我方也提交了其父子关系的有效证明，直系亲属有权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因此，申请主体合法，应得到法律支持。
四、该工伤认定结论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证明焦方进是在上班途中受伤.
工伤认定过程,我方提供的劳动合同、上岗牌、工资卡等证据,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足以证明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成立;提供的焦方进同事的证言\病历等证据,足以证明焦方进在2003年11月13日下午是在上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伤害的.焦方进每天都是提前上班,是职工的好习惯,应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况且,新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已经将原来《试行办法》的合理时间与路线删除,时间与路线的合理性问题成为工伤认定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此种情况,就连原告的职工都纷纷要求作证,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焦方进的工作习惯与为人处世特征.被告在谨慎、全面的依法核实双方提供的大量证据基础上,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具有坚实的证据基础与确凿的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行政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五、被告无法定义务告知原告再次举证
从与本案相关的劳动法律部门与行政诉讼法律部门,没有见到行政机关重新作出新行政行为时的"再次举证告知"义务.事实上,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是明知的,原告不是积极配合被告调查举证,而是千方百计吹毛求疵,私自为行政机关创设法定职责与法律义务,不知原告居心何在。
六、将焦方进的受伤认定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根据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焦方进"在上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违反治安管理"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认为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就是违反治安管理,事实上很多责任较轻的就不给予行政处罚.为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1年4月23日《关于解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蓄意违章”的复函 》(劳社部函[2001]48号)　中规定,　“关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第9条第（五）项规定的“蓄意违章”，是专指十分恶劣的、有主观愿望和目的的行为。在处理认定工伤的工作中，不能将一般的违章行为，视为“蓄意违章”。 ”
本案,焦方进的责任非常小也不是蓄意违章.再者,是否违反治安管理应当由公安机关作出决定.在工伤认定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焦方进蓄意违章,"违反治安管理".原告一叶樟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对法律的理解是错误的.
审判长\审判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原告的诉讼行为完全是滥用司法资源,是利用法律赋予的诉权,故意拖延法律职责,推脱法律责任的典型表现.我们为中国社会主义有这样的企业与老板而感到遗憾.他只知道榨取工人的血汗,却对职工的保险利益与人身安全置之不理.明明正确的行政行为却被诉为超过期限;明明原告视国家法律为儿戏,视国家管理机关为儿戏,当工伤认定书送达时,明明老板在单位却拒绝签收,无奈,只能依法使用邮寄送达或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却被诉为违反法定程序;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中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职工的直系亲属有权申请工伤认定,职工的儿子申请工伤却被诉为申请主体错误;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上班的事实,却被诉为事实不清;被告适用了确切的法律,却被诉为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被告本着对法律\对工伤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顶者着各种压力,依法行政,毅然作出工伤认定,应当得到广大农民工\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尊重.
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义,请求法庭分清是非,尊重法律,依法维持该工伤认定结论.

此致
邹平县人民法院

代理人:山东经济桥律师事务所娄本清
二00五年九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