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中的隐性超审限现象初探
王宝鸣 谢善娟
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审限制度，提高审判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根本要求。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各级法院已普遍重视了案件审限，诉讼效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案件久拖不决，审理周期过长仍然是社会反映较强烈的问题之一，法院司法统计报表中反映的超审限案件数字虽有所下降，但审判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超期审理的案件通过“技术处理”合法化，未作为超审限案件对待。本文试就基层法院民事审判中存在的隐性超审限现象及对策略陈管见，以求教正。
一、隐性超审限案件的表现形式
所谓隐性超审限，是指法官通过滥用审限上的自由裁量权，或者使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掩饰案件审理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并使之合法化的违法审判现象。民事诉讼法对案件审限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民事审判的特点，审限制度带有一定的弹性，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留有较宽的余地，从而使隐性超审限有了滋生的土壤。审判实践中的隐性超审限主要表现为：
1?变更审理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超过三个月即属超审限案件。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而目前审判实践中，程序转换随意性很大，相当多的案件转换程序不是案情复杂的需要，而仅仅因为审判人员没有在三个月内及时结案。即使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能及时审结，也擅自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案件的审理期限就多了三个月。这一类案件均未作为超审限案件对待。可以说，程序转换的随意性使简易程序没有了超审限现象。
2?延长审限。民诉法第135条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仍需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审判实践中，延长审限自由裁量权过大，院长签批延长审限制度类似登记制度，只要承办人员有申请，院长一律批准，而延长时间一签就是六个月，有的承办人员逾期申报甚至结案或归档时才要求补签。院长的大笔一挥，案件就多了六个月的审理期间，审判人员的超审限办案便“合法化”了。上级法院的延长审限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而且案件的审理期间没有上限。有的基层法院每年有上百件民事案件延长审限，而其中大部分并非确需延长，延长审限几达泛滥地步。
3?中止诉讼。中止诉讼期间不计算在审限之内。当前民事审判中擅自中止诉讼的现象非常普遍，当事人下落不明的中止、鉴定中止、审计中止、案件请示中止等等，一个中止诉讼的裁定便将案件丢在一边。有的审判人员发现案件已超过审理期限后，在卷宗中补充一个中止的裁定(当然，这个裁定是没有送达当事人的)，作为掩饰超审限的手段。
4?假撤诉、假结案。有的案件审理期限届满，审判人员动员原告假撤诉，将案件报结，而后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另立案号继续审理。有的审判人员甚至连原、被告也不告知，自行制作撤诉裁定，将原案材料复制后以另外一个案号审理。前后两个案件卷宗中反映不出超审限的存在，而实际上审理当事人的纠纷时间大大地拖延了。有的审判人员将案件报结后，当事人的诉讼材料变成抽屉案，置之一旁不予办理。
5?涂改收、结案日期。有的审判人员对已超审限的案件，通过涂改收、结案日期，使卷宗材料无法反映案件超审限的事实。如案件受理后，逾期送达应诉，将卷宗中的受理案件日涂改为送达日。有的案件宣判时已超过审理期限，审判人员便将结案日期提前。有的案件卷宗中送达日期全是空白，审判人员结案后根据卷宗需要填写，这样整理出来的卷宗，自然看不出超审限问题。
上述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广为存在，有时一个案件便存在好几种规避法律的问题。笔者曾接触一起简单的民事诉讼案，承办人员好几个月才送达应诉进行审理(后将收案日期更改)，适用简易程序开过一次庭，而后以案情复杂为由变更为普通程序，之后未进行任何工作又申请延长六个月时间，最后开庭走个形式判决。一个原应三个月审结的案件，不算审判人员涂改掉的时间，该案也办了一年，审判人员所做的工作仅仅开了两次庭，第二次开庭只是走个过场。
二、隐性超审限现象存在的原因
案件之所以超审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与法院人员编制不相适应，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实践中确实存在少数重大、疑难或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需要做大量工作，这些情况难以避免案件超审限发生。但无论如何，案件超审限都是对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权益极大的侵害。隐性超审限现象因为表现更为隐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立法的缺陷
首先，超审限的定义不明确。通常意义上的超审限仅仅是没有合法依据超过审理期间。对隐性超审限案件未作为超审限对待，这无疑为审判人员钻法律空子规避法律提供可能。
其次，审判制度中程序转换、延长审限、中止诉讼等规定弹性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如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界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对是否属简单案件的认定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审判人员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少法院对案件适用何种程序不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与繁简程度，而是根据案件审理日期，有的法院不问案件是否简单，先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以后伺机转为普通程序。延长审限法定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院长很难对审判人员提请延长审限作出正确的处理意见，审限的延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再者，证据制度不健全，亦导致了诉讼迟延。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对证据审查缺乏明确标准，取证、举证随意性大，起诉质量不高、举证不充分、质证不力、认证难度大。当事人为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在诉讼过程中忽而提出证据，忽而申请鉴定，忽而申请审计，令诉讼程序停而又行，行而又停，使法官有时无法严格遵守民诉法规定的审限制度。
另外，案件层层审批制度与内部请示程序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审判的及时完成。有的法院为了保证裁判文书及案件质量，规定了院、庭长审查签发裁判文书制度，由于领导事务繁忙及层层把关而导致签发不及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不能及时讨论；请示案件批复时间过长，案件不得不搁置起来。审判实践中对因请示审批而耽误的审限大多不予计算，有的则采取延长审限或中止诉讼方式。
2?法官素质影响案件审判效率
重实体轻程序思想根深蒂固。相当多的审判人员对程序违法的危害认识不清，在审判实践中不是积极快速地审理案件，而满足于案件实体处理的无差错，对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通过其他途径弥补。
旧的诉讼模式的影响。有的法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对复杂的案件不能找准焦点，不能准确认证，仍沿袭旧的包揽审判的诉讼模式，诉讼效率难以全面提高。
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因为判决案件有二审监督，不利于法官送人情。为达到高压调解的目的，有的审判人员对自己审理的案件迟迟不作判决，当事人为摆脱诉讼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接受法官明显偏袒一方的调解方案。有的法官甚至“吃完原告吃被告”，最后案件不好处理，只好居中和稀泥，久调不决。
片面追求结案率的负面效应。目前，各级法院都将结案率作为衡量法院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到年底，审判人员都将精力放在清理积案上，甚至以假结案的方式提高结案率，这样势必造成纠纷重复诉讼，诉讼程序自然被推迟。而另一方面，新诉来的案件往往丢在一边，案件受理逾期，导致超审限的恶性循环。